第四部分 资本主义社会时期
第七章 民族主义音乐
第三节 民族乐派(下)
向阳光
一、匈牙利民族乐派
5.巴托克

(3)后世评价
世人一致认为二十世纪上半叶德彪西之后的三位大作曲家,当是斯特拉文斯基、勋伯格与巴托克:他们都是坚强的个人主义者,也是杰出的改革者。如果说斯特拉文斯基代表音乐的逻辑与精准,勋伯格代表打破调性的藩篱,跨入音乐创作的全新哲理,那么巴托克就代表了民族乐风揉合十九世纪音乐思想所得之强劲有力的表达方式。
匈牙利或可与穆索尔斯基并称为有史以来最伟大的民族作曲家,在他的所有作品里,莫不充满匈牙利民族音乐的风骨神髓。他并非以发明或引用民谣旋律为能事(不过他确实偶一为之)而是因为他诉求更深邃的内涵。既身为众所皆知的人种音乐学巨擘——巴托克对民族音乐的学术研究,已然载誉国际了——其祖国匈牙利的声音、节奏与音乐,自然成为他血液中不择地皆可出的一部份。而他所欲表达的,无非此种真实未经稀释的思想。活跃于前世纪的大部分民族主义者,都擅用业经西化、琢磨润色过的民谣体裁。

贝拉·巴托克却愿意正本溯源,回归到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鸿蒙时代所流传下来的民歌素材。他往往为这些素材加上由西方音乐主流推衍而得的形式,尝谓:“科达伊和我有心让东西结合,相映成趣。”佐尔坦·科达伊也把民谣素材引进音乐中——不过他那听来单调平凡的乐曲,功力仍在巴托克之下。佐尔坦·科达伊的思想更儒雅传统,因此他虽也是优秀的作曲家,却不能全然超脱于十九世纪的公式之外。唯独巴托克有此勇气,他变更奏鸣曲和其他形式以配合自己的要求,也以新潮大胆的方式运用民谣素材。
1904年,他完成供钢琴与乐团合奏的作品第一号,这是一首狂想曲,虽然匈牙利民族的十九世纪风格历历可辨,但是仍不脱由德国音乐推衍而得的乐曲。李斯特如果多活二十年的话,或许也会写出如此作品,因为它的风格与李斯特《匈牙利幻想曲》颇为类似。

巴托克以此为晋身之阶,他像自莫札特以后的每位钢琴家与作曲家一样,都需要拥有足以展现实力的作品方能成名。
1905年,贝拉·巴托克与佐尔坦·科达伊到乡野民间采撷民谣音乐,这是他乐风发展的重要转捩点。巴托克终其一生为民谣分类投注极大心力。他的第一本出版物是与佐尔坦·科达伊共同编纂的曲集《匈牙利民谣二十首》,于1906年发行。巴托克和科达伊发现匈牙利民谣有数种之多——大部分是以五音为旋律的旧风格、混合掺杂以七音音阶为准据的新风格,以及揉合此两种风格的综合体。
从他所谓的“农夫音乐”中,贝拉·巴托克寻觅到一股生生不息的新力量。在一篇于1920年德国杂志《旋律》上发表的文章中,他认为二十世纪初音乐发生了大转变:“浪漫乐派走到了极处,令许多人忍无可忍。”

但是,何处是前程呢?“某种直至此时为止,尚未为人知的农夫音乐给予此次‘丕变’ (或让我们姑且称之为‘再生’)莫大的助益。”又说,此类音乐的佳作,其形式虽千变万化,却仍然美如完璧。此外,它具有‘惊人’的表达力,却‘不带矫情无病呻吟与浮滥藻饰。’他认为‘这才是音乐复兴的理想起点,有心寻求新方法的作曲家再也找不到比它更好的导师了’。作曲家所要做的不过是“把农夫音乐的语言尽量化为己有,直到已将之深植于潜意识中,其使用的流利程度不下于脱口而出的母语”。
此时,英国的沃恩·威廉斯也说出大同小异的话。‘同化’的概念是巴托克思想观念的本质,如沃恩˙威廉斯以及当时其他民族主义者,甚至连倡言音乐之捷克语言模式的杨纳杰克也不例外。他们一致认为真正的农夫音乐必须从乡野民间音乐滋生存在的地方着手研究,而研究者也必须与农夫同寝共食,打成一片。巴托克又写道: “光只是把它放在博物馆里陈列,名之为‘研究’,是不够的。

只在表面层次运用农夫音乐,毋宁是为音乐带来一些新鲜廉价的花俏而已,也因此坚持必须发展一套处理民谣音乐的全新方法。”
然而,如果作曲家有心运用这种语言的话,音调的媒介也是不可一日或缺的。这也是令巴托克与维也纳无调性主义者分道扬镳的重要因素。巴托克坚决认为本身具有调性的民族音乐与勋伯格的无调性绝无妥协余地的现象乃为‘至理’。勋伯格及其附和者认为自己走的是‘唯一’坦途正道的说法,听在巴托克耳中,令他颇不以为然。国民乐派作曲家被无调性主义者攻讦为假借外来素材。但是借用外来素材与否,与一件音乐作品的艺术成绩无涉。

巴托克指出,如果非要刨根究底不可的话,那么莎士比亚也借用他人的材料,莫里哀、巴赫、亨德尔岂不是一样?每个人或多或少都把自己的根基植入早年的艺术中。对贝拉·巴托克来说,“农夫音乐就是我们的根”。作曲家把作品植基于民族音乐,而放弃以勃拉姆斯或舒曼为典范,这并不表示其才能不足或创作之泉枯竭。在另一方面,如果作曲家食古不化,取用民族音乐而将之套在窠臼形式之下,也不是一件好事。以上两个例子都犯了观念上的基本错误,理由是“它们只强调主题旋律举足轻重的地位,忘却了能够将这些旋律发扬光大的形式艺术”。最后,自然是作品的价值与作曲家的才华成正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