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部分 资本主义社会时期
第七章 民族主义音乐
第二节 民族乐派(上)
一、俄国民族乐派
向阳光
(一)格林卡
1.生平经历
2)青壮时期
17岁时,格林卡获得了“天才钢琴即兴演奏家”和“前程远大的青年作曲家”的光荣称号。1822年,格林卡从学校毕业后,次年去高加索养病。南国大自然的美丽景色,山区居民的生活风俗和富于特色的音乐舞蹈,给格林卡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为他以后创作富有东方特点的音乐作品积累了丰富的素材。从高加索回来,格林卡在故乡住了一个时期,亲自参加了农奴管弦乐队的演奏和指挥活动。在这种实际工作中,他学到了很多管弦乐方面的知识。这一工作也促使他去写管弦乐作品,并终生热爱管弦乐创作。

1824年,所写的管弦乐《行板与回旋曲》和《降B大调交响曲》就是他这方面的处女作。这些作品虽然都不成熟,但可贵的是,格林卡采用了俄罗斯民歌作主题,并以俄国民间音乐常用的变奏手法对它们进行发展。至此之前,可以说是格林卡一生创作活动的准备阶段。20岁的格林卡在彼得堡交通部就职,进入了创作初期。格林卡虽然出任公职,但是他的绝大部分精力和全部热情却投入了业余的音乐活动。
他听音乐会,向意大利歌唱家学习声乐,参加重唱、合唱和钢琴重奏等业余音乐小组;出入音乐沙龙,参与演出活动,广泛结识音乐和艺术界的朋友……。在紧张的音乐生活中,格林卡逐渐成为一名出色的钢琴家和歌唱家,从而使他在彼得堡的音乐沙龙中博得很高的声誉,被人称为“天才的业余音乐活动家”。就在这个时期,格林卡的兴趣逐渐从演奏转向作曲,音乐对于他已不仅是沙龙的娱乐,他开始认真地学习作曲理论,投入创作实践。
在交响曲、奏鸣曲以及重奏曲等大型习作中,作为学习,格林卡有意识地模仿西欧古典音乐大师的风格进行创作。以海顿、莫扎特的风格写成的《F大调弦乐四重奏》就是其中的代表作。同时,格林卡还写了一些具有较高演奏技巧水平和独创性的钢琴作品,如《F大调钢琴变奏曲》等,这些作品已显示出格林卡钢琴音乐的技巧特征。

然而,在格林卡的早期作品中,为数最多的还是一些不成熟的浪漫曲,这些浪漫曲基本上没有摆脱当时城市浪漫曲感伤主义的传统主题和习惯音调,如《可怜的歌手》、《安慰》等。这一时期,格林卡的器乐作品多数也与沙龙的音乐娱乐有关,主要是以柔和的曲调和优雅的风格为特色的钢琴变奏曲、舞曲和抒情曲,如《降E大调夜曲》等。
1825年12月,彼得堡爆发了十二月党人起义。十二月党人在俄国唤起的爱国主义热潮,使得包括格林卡在内的优秀艺术家,受到了强烈的鼓舞,它不仅对格林卡的早期创作,而且对他一生的创作道路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早在格林卡求学期间,十二月党人的自由思想就在彼得堡先进的知识阶层中广泛流传着;格林卡所在的贵族寄宿学校就有一些老师和同学是十二月党人和启蒙学者。格林卡的文学教授兼家庭教师丘赫尔别凯尔是一位热忱的爱国者和著名的十二月党人。他热烈主张的俄罗斯文学的人民性和爱国主义思想,都对格林卡有积极影响,丘赫尔别凯尔是普希金的同学和最亲近的朋友,格林卡在他家中与普希金相识,并于20年代末与普希金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从那时起,格林卡便采用普希金的诗篇谱下了许多优秀的浪漫曲。

在此期间,格林卡还结识了剧作家格利波耶多夫。这两位作家对格林卡在民族音乐创作中的种种尝试给予了热情的鼓 励和支持,并在友谊的交谈中以民族和民主的思想影响着格林卡的艺术观。当时,正是以普希金和格利波邱多夫为代表的俄罗斯民族文学最光辉灿烂的时期,民族文学的繁荣促进了格林卡民族音乐思想的成熟。
格林卡在彼得堡的艺术沙龙中,还结识了许多其他优秀的俄国艺术家,如诗人茹科夫斯基、杰尔维格;文艺批评家奥多耶夫斯基和著名的音乐活动家、鉴赏家继耶尔戈尔斯基伯爵等。这些人的思想虽然偏于保守,但他们都是民歌爱好者和俄罗斯民族音乐的热烈拥护者,格林卡的不少具有民族风格的浪漫曲,就是取材于他们的诗作,并得到过他们的支持。
格林卡不具备反对沙皇专制和农奴制的思想,他在政治上与十二月党人之间存在较大的差距。如果直接把格林卡的创作与十二月党人的社会革命,即反对专制农奴制的斗争联系在一起,或者在格林卡和十二月党人之间划上等号。但是,十二月党人的爱国主义思想,作为一种强大的社会思潮,激发了格林卡的爱国热情,使自幼蕴藏在他心中的民族音乐思想的种子开始萌发。特别是俄国上流社会普遍存在的对西欧音乐顶礼膜拜,俄罗斯音乐倍受歧视的现实,更激起了格林卡为俄罗斯创作的愿望。这促使他更加重视从民族民间音乐中吸收滋养,自觉地去探索俄国的民族音乐创作。

为了进一步提高自己的音乐理论素养,1830年春,格林卡第一次出国旅行。他在意大利住了三年多时间,结识了意大利作曲家贝里尼和唐尼采蒂等,并悉心研究意大利歌剧,获得了高深的技巧,且出版了许多作品。同时,还学会了时兴的意大利美声唱法。1833年,格林卡赴维也纳与柏林,师从西格弗里德·德恩学习作曲。后来由于他父亲去世,才打断了他的这次旅行。
1834年回国后,格林卡决心用俄罗斯民间音乐素材,按俄罗斯的方式来进行创作,即运用自己的创作才能来发展本国的音乐,特别是发展民族风格的歌剧。在1836年完成了他的第一部歌剧《伊凡·苏萨宁》,同年年底在皇家剧院首次演出。这是俄罗斯音乐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歌剧的成功演出轰动一时,引起了整个俄国乐坛的强烈反响。普希金和果戈里等还用自己的诗作来祝贺他,歌剧初演的那一天,甚至被视作“俄罗斯古典民族歌剧诞生的日子”。
1837年春,格林卡开始了歌剧《鲁斯兰与柳德米拉》的创作。这是一部根据普希金的同名长诗构思的神话歌剧。1838年,在彼得堡大剧院首演的《伊万·苏萨宁》的终场合唱《光荣颂》中,又再现了这个象征着俄罗斯民族精神的钟声。1839年,他在著名的管弦乐曲《幻想圆舞曲》中,将俄罗斯舞曲交响化,预示了舞曲因素在俄国交响音乐、歌剧中的特殊地位。

它不但直接影响了后来俄国交响音乐和歌剧中的舞曲创作,而且也推动了俄国舞剧音乐的创作。柴科夫斯基、格拉祖诺夫等人的舞剧、歌剧和交响曲创作,受他这方面的影响最为显著。此外,1837─1839年,格林卡被任命为宫廷唱诗班乐长,工作期间他对俄罗斯合唱艺术的发展也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1840年,格林卡为伊·库科尔尼克的悲剧《霍尔姆斯基》配乐。这些配乐为俄国戏剧音乐的交响化,以及交响音乐的戏剧性发展,都提供了宝贵的创作经验。1842年,第二部歌剧《鲁斯兰与柳德米拉》首演。首演后的几十年内,在俄国音乐界引起了激烈的争论。人们对该剧脱离现实的倾向,以及脚本缺乏统一构思等问题提出了批评,同时,也对歌剧的成就作出了中肯的分析,指出它在俄国音乐史上的重要地位。这部歌剧具有鲜明的民族民间音乐特色,有着高度的艺术技巧,具有英雄主义与乐观主义精神。它与《伊凡·苏萨宁》一起,为俄国古典歌剧的两个基本分支——神话史诗剧和人民历史剧奠定了基础。
1844年,格林卡作为一个创作了许多优秀作品的成熟艺术家,第二次出国。这次出国的原因,一方面是为了摆脱创作和生活上的不顺利——他的作品(歌剧《鲁斯兰与柳德米拉》被禁)与工作在上层社会中不被理解并遭到冷遇,婚姻上遭遇不幸;另一方面是为了寻求新的创作灵感,艺术上的新鲜印象,以满足他自幼素有的“火热想象力”。在巴黎,格林卡与当时已经闻名遐迩的柏辽兹相识,建立了真挚的友谊。柏辽兹在自己的音乐会和音乐论文中,向西欧听众热情地大力推举、介绍并高度评价了这位俄罗斯作曲家。

格林卡的作品在巴黎演出获得了极大的成功。格林卡在巴黎还接触了当时欧洲活跃的音乐生活和音乐界的新作品、新气象和新潮流。这不仅使格林卡对于新颖、丰富和具有色彩性的音乐的渴望得到了满足,而且,从柏辽兹的作品和当地听众的欣赏趣味中,格林卡认识到,创作那种在情感表达上比过去更强烈、更袒露、更无拘无束,风格效果上“华丽璀璨”的管弦乐曲,是浪漫主义音乐的一种新要求。一年后旅行至西班牙,那里的民间舞蹈节奏使他心醉神驰。他认为绚丽多彩的西班牙音乐是写作这类作品的极好素材,他要以此来丰富自己的曲目,开阔自己的创作视野。
在西班牙,格林卡直接深入到普通的西班牙民众之中,潜心研究当地民间音乐,并且向当地教师认真地学习与西班牙音乐密切联系的西班牙舞蹈。先后创作了两部反映西班牙人民生活风俗、具有鲜明的西班牙音乐风格的序曲——华丽随想曲《阿拉贡霍塔》和《马德里之夜》。这两部作品体现出浪漫派音乐对他的影响。格林卡开创了欧洲专业作曲家广泛采用西班牙主题创作音乐的先河,这两部作品成为俄罗斯作曲家以外国题材创作管弦乐作品的开端。继格林卡之后,柴科夫斯基、李姆斯基·科萨科夫等都写过西班牙和意大利题材的乐队作品。

在1834到1844年,这10年内,格林卡还创作了自己最有价值的浪漫曲。如采用普希金的诗歌谱写的浪漫曲《我记得那美妙的瞬间》、《希望的火焰在血液中燃烧》和声乐套曲《向彼得堡告别》等。这些浪漫曲吸收和发展了俄国城市民歌和浪漫曲的创作成果,同时又摆脱了它们陈旧的感伤主义情调和千篇一律的表现公式。它显示了格林卡完美成熟的创作个性,把俄国的声乐艺术推向了一个新的阶段,对柴科夫斯基等后代作曲家的声乐创作产生了重要影响。
格林卡1847年回国,1848年写出了又一著名的交响幻想曲《卡玛林斯卡亚》。格林卡一生没有写过交响曲,但是在《卡玛林斯卡亚》中,他成功地运用欧洲古典音乐的艺术成就,创造性地继承和发展了俄罗斯音乐的民族传统,将俄罗斯民歌交响化,写出了俄国第一部真正的民族交响乐作品。后来的俄国交响乐作曲家,正是沿着这部作品所开辟的道路成长起来的。因而,柴科夫斯基说:“《卡玛林斯卡亚》孕育了整个俄罗斯的交响音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