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论是革命战争年代还是和平时期，中国共产党一向高度重视宣传工作。特别是国内革命战争年代，全国各地苏维埃政权和红军部队更是非常善于运用各类宣传载体广泛宣扬和贯彻自己的思想、理论和政策、措施。这些通俗易懂的“红色表情包”深入人心，有力地扩大了革命影响，促进了革命发展。
红军女宣传员英武形象
一目了然的红色漫画鼓舞人心。漫画，通俗易懂，形象深刻，一向为大众所喜闻乐见。尤其针对当时大多处于文盲状态的广大劳苦大众，用漫画这种直接方式进行宣传，成为苏维埃政权和红军的重要方式手段。在革命根据地初创时期，共产党尚处于幼年阶段，老百姓对共产党了解不深，加之国民党大肆污蔑共产党，共产党被妖魔化了。要改变这种艰难的处境，有效地反击国民党反动派对共产党的污蔑和对群众的欺骗，唯有加强政治宣传工作，而用漫画的形式来解读文字，帮助苏区群众理解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红军的主张，就成为特殊的宣传手段，也是当时最方便、最广泛和行之有效的宣传手段。
这些主题鲜明、寓意明确、但笔法略显稚拙的漫画作品通过简练的绘画语言,采用大量符号化元素,图文结合地对根据地军民战斗生活内容进行展示,宣传苏维埃政府、红军的性质和宗旨,介绍苏区的革命战争和建设情况,歌颂军民的英勇顽强的英雄气概,揭露敌人的反动本质,激发广大劳动人民积极投身革命的热情。即使长征路上红军也留下了众多的革命漫画，如著名的红军漫画家黄镇在长征途中创作了不少的漫画，比如有趣的“草叶代烟”、“红军过草地”、“草地宿营”等，给艰难困苦的草地行程添加了一抹革命乐观主义色彩。
黄镇
许多红色漫画至今保存完好，也成为革命先辈留给后人的一笔丰厚历史遗产，如中央红军当年在云南禄劝县九龙乡木克村留下的一副大型壁画至今清晰可辨，该漫画宽7.8米、高1.9米，并配有“工农暴动起来，实行打土豪分田地”的题字。
至今保存完好的红军宣传漫画
朗朗上口的红色标语过目不忘。由于受灌输理论的影响和毛泽东等革命领袖的重视，使得苏区的革命标语逐渐兴起并日益繁荣，成为一种重要的革命宣传动员方式。毛泽东曾说：“很简单的一些标语、图画和演讲，使得农民如同每个人都进过政治学校一样，收效非常之广而速。”这一时期的红色标语内容极其丰富且具有针对性，不仅包含了共产党在这一时期的方针路线、政策策略和政治理想，而且多角度地反映了苏区的革命任务和斗争目标，传播程序严密并具有很强的组织性，表现形式多样且通俗易懂。
这些标语就书写在苏区群众视线范围内的醒目之处，抬头可见、鼓动力极强，为动员组织群众参加革命、打击敌人发挥了重要作用。1930年3月，红四军根据古田会议精神和新的革命形势，专门对一年前颁布的《红军标语》进行了增补，这些标语宣传了共产党和红军的性质、共产党的政策主张、反帝反封建主义思想等。此外，为了瓦解和争取敌军，还专门设计了许多针对白军士兵的宣传标语，号召他们向红军投诚。这些标语口号具有极强的针对性，对于揭露国民党的欺骗宣传、瓦解敌军的斗志、削弱敌人的战斗力起到了很强的宣传效果。
一看就明白的红军标语
同时许多苏区标语大量使用了非常口语化、大众化、乡土化的百姓语言，为群众所喜闻乐见。如：“无产阶级只有分了田地，才有饭吃有衣穿”、“穷人没有饭吃到土豪家里去挑谷”、“欢迎白军士兵反水过来当红军”等，这些标语都是大白话，通俗易懂，形象生动，而且有些还带有乡音语调，显得朴实感人，一下子拉近了与普通民众的心理距离。同时，红色标语也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并成为政治动员和价值构建的一种新方式，在日后也得到长期运用。
广泛传唱的红色歌谣声情并茂。红色歌谣是广大群众适应革命的需要创作出来的，同时也是中国共产党倡导和鼓励的结果，在古田会议决议中即规定要运用歌谣等形式编写教材,作为宣传革命的工具。许多革命领导人,如澎湃、方志敏、韦拔群等，都曾编写民歌或运用传统民歌曲调填上新词,宣传革命道理,动员群众参加革命斗争，这些民歌有的至今还在流传。
这些红色歌谣大多采用了传统的民歌形式，如陕北的信天游,甘肃、宁夏的花儿,川陕革命根据地的四句头、五句半，湖北、湖南的五句头，江西的兴国山歌等。而“救星崇拜”意识则是红色歌谣里表现的主要民间思想，歌谣中首先表现为民众对红军的依赖，把它作为自己救命的靠山；其次是民众对红色领袖的敬仰，视他们为精神支柱；再次，民众心中的救星更多的是一种集体智慧、集体能量、集体形象；此外“均贫富”思想以及生存意志等也是红色歌谣里所表现出的主要思想，红色歌谣唱出了民众对“打土豪、分田地”政策的衷心拥护之情，以及决心不屈不挠跟共产党走的冲天斗志。“小小黄安，真不简单，铜锣一响，四十八万,男将打仗,女将送饭”，这首《小小黄安》正反映了当时黄安人民参加革命斗争的蓬勃热情和踊跃状态；一首由陕北民歌《骑白马》曲调改编的《东方红》，则表达了广大人民群众对领袖毛泽东主席、对中国共产党由衷的感激之情，也成为几代中国人耳熟能详的颂歌。
由红色歌谣改编的《东方红》一直唱进了人民大会堂
魅力无边的领袖符号凝聚力量。各级苏维埃政权在革命实践中另一宣传革命理念、扩大革命影响的形式就是充分运用领袖符号，其中重要代表就是“列宁符号”。所谓“列宁符号”就是指共产党在民主革命时期运用列宁的名字、肖像、忌日等象征事物来对一些具有重要革命意义的时间、空间、生活物品等进行建构装点的政治符号产品。通过对“列宁符号”的传播，树立中国革命形象，总结中国革命经验，指导中国革命实践，进行中国革命动员；借助“列宁符号”的推广，推进中国革命社会化，进行中国革命教育，强化中国革命理念；依靠“列宁符号”的应用，传播中国革命象征，促进中国革命认同，获取中国革命共识。这种通过革命领袖进行革命符号强化的做法，使得中国革命成果马克思化，也使得世界革命理论中国化。如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在各革命根据地普遍建立了一种称为列宁室的俱乐部，教育群众识字，组织政治讨论和游艺等活动，美国记者斯诺的《西行漫记》中也记载，红军每个连和每个团都有列宁室。
到达陕北后红军的露天列宁室活动
由邓小平同志主编的红军总政治部机关报《红星报》，专门设有《列宁室》栏目，指导部队革命理论学习。中国工农红军装备使用的第一架飞机，就被命名为“列宁”号。1930年，鄂豫皖苏维埃政府命名著名的“黄麻起义”策源地、根据地中心七里坪镇为“列宁市”。1931年贺龙等建立的鄂西北革命根据地曾铸造发行过一种壹圆银币，其正面即是列宁右侧像。此外，各根据地都建有有众多列宁中学、列宁小学，作战英勇的红军官兵还可获得列宁奖章等。列宁、马克思、后来的斯大林、以及本土的毛泽东、朱德等领袖符号，在当时对于凝聚军心民心，鼓舞斗志士气，曾发挥过不可替代的巨大作用。
红军时期会议场景，会场悬挂列宁等的挂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