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是现实的镜子，现实是历史的重现。如防疫活动。

在中国古代，疫情不仅可怕，还频繁。有史以来最早一次瘟疫爆发事件，载于小屯殷墟出土的商王武乙卜辞。卜辞的内容，是巫师在甲子这天行卜，问商王武丁是否得了瘟疫？瘟疫会不会扩散？据《中国古代疫情》年表统计：从公元前两百多年到上个世纪民国初年，两千一百多年的时间内中国爆发的重大疫情总共有352次，平均下来每六七年便会爆发一次。而单清朝就有115次疫情爆发，平均不到三年便有一次。

类似“家常便饭”的疫情，让中国古代的人民饱受其苦。但对于瘟疫，古人并非束手无策，曾经总结出针刺灸疗、熏燎防疫、药物防治、掩埋尸体、净化环境等科学有效防疫措施，当然也弄出过王公贵族占卜祭祀和僧道祈福做法事等奇葩但没有任何作用的防疫手段。

面对疫情，隔离一直是防止其扩散行之有效的办法，古今皆是如此。因为疫病有很大的传染性，因此建立传染源的隔离与管控专用场所便很重要，亦即我们今天通用的建立“隔离方舱”。早在秦朝的时候，便有专门用来隔离病患的处所了，在那时被称之为“疠迁所”。根据秦法规定，染病的患者应该被立即上报，朝廷便会派医官前来进行诊治或带走隔离。秦代竹简《睡虎地秦墓竹简》上记载：“城旦，鬼薪病，何论？当迁疠迁所。”疠迁所就是当时专门收容麻风病人的隔离治疗医院。

汉代的时候，也会专门寻找空出来的院子作为隔离场所，将患者与普通民众隔离开来进行医治和防止疫病的传染。《汉书·平帝纪》载：“元始二年，旱蝗，民疾疫者，舍空邸第，为置医药”。魏晋南北朝时期，建设“隔离方舱”则已成为制度,萧齐时太子长懋等人曾设立了专门的病人隔离机构——“六疾馆”，以隔离收治患病之人。隋朝开皇年间，陇西官员辛公义设有厅事，收容隔离病人。到了唐代，经济科技都有了很大发展，长安城内出现各式各样的专业医疗机构，如官办的“养疾坊”、民办的“病坊”，在紧急情况下，一些寺院也被开辟为“病人坊”，名曰“悲田坊”或“福田院”，专门收容传染病隔离治疗，而且做到男女分住，并会给予被隔离者一定的供养和照顾。武则天时期，改称为“悲田养病坊”，由政府出面管理。宋朝时则有将理院、元朝有广惠司、明朝有惠民药局等，这些官办医疗机构都承担着隔离治疗的职责，至明时，各州、府、县普遍设立惠民药局，集中隔离的能力大为增强。

而且由宋至清，阻止疫情传播的“隔离”措施更加“冷酷”，即便亲人也不能接触。明代萧大亨在《夷俗记》建议：“凡患痘疮，无论父母兄弟妻子，俱一切避匿不相见;满族人进入中原惧怕天花如魔，清初专门设有“查痘章京” 一职，隔离措施也非常严密，顺治皇帝和康熙皇帝都下过死令：“凡民间出痘者，移之三四十里外，防传染也”，清朝还规定，患痘疮者必须严格隔离至少9日。康熙帝曾命在北京广宁门（今广安门）外设立“避痘所”，专门用于患者隔离。又据清嘉庆年间谢清高《海录》载，对外来的海船实行海关检疫，以防止痘疮等病传入国内，这就是严格境外输入病例了。

具体举一个例子：苏东坡先生不仅是文学大家、世传苏神、网红大咖，其实在工作实绩方面也可圈可点，他就曾在任内大建“隔离方舱”救活众多百姓。《宋史·苏轼列传》里有这样一段记录：既至杭，大旱，饥疫并作。轼请于朝，免本路上供米三之一，复得赐度僧牒，易米以救饥者。明年春，又减价粜常平米，多作饘粥药剂，遣使挟医分坊治病，活者甚众。轼曰：“杭，水陆之会，疫死比他处常多。”乃裒羡缗得二千，复发橐中黄金五十两，以作病坊，稍畜钱粮待之。这讲的是元祐四年(1089年)，苏东坡到杭州当市长，恰逢杭州爆发瘟疫，因为之前在黄州就有抗疫经验，苏东坡先是用得自老家眉山名医巢谷的祖传秘方“圣散子方”稳定了一部分患者的病情，但由于这场瘟疫有点严重，确诊病例每天都在新增，不是“圣散子方”这一药方就能解决的。

于是苏东坡开启了一系列的抗疫行动：先向朝廷请示，减去进贡大米的三分之一，这个举措相当于如今国家在疫情期间给企业减税减社保；又代表国家向和尚颁发从业证书指标，换取了一些大米，以救助在饥寒交迫中的患者；到了第二年春天，苏东坡又把常平仓的大米拿出来半价售卖，用来煮粥和熬药。在保障百姓能够活下去的同时，苏东坡带着医生走访确诊病患的家宅，进行上门治疗服务，为此很多患者都康复了。尤其是熟读医书的苏东坡深知瘟疫的传染性，认为杭州是水陆之会，输入病例一多，传染性就大，确诊病例死亡的几率也会随着增大。于是他向社会募捐了两千余缗，又从自己的私房钱里拿出来五十两黄金，建了一个“方舱医院”，集中对病患进行治疗。作为文化型领导干部，苏东坡还给这个“方舱医院”起了个好听的名字，叫“安乐坊”，由僧人进行管理安排。

只要是在杭州境内发现被感染者，都有资格进入安乐坊集中收治。而这些确诊病人的收治也很有条理，并不是将他们一窝蜂地安排在一起，而是“宜以病人轻重而异室处之，以防渐染”，直到这些确诊的被感染患者痊愈后，才可离开。经过三年多努力，流行于杭州的那场瘟疫才被控制住，后来朝廷觉得苏东坡这个举措很有成效，于是被国家收编改为官办，并更名为“安济坊”。当安乐坊成为安济坊后，确诊病人享受的国家福利更加丰富，不仅有医护人员，还有厨师、专门喂养被感染儿童的乳母，以及相当于我们如今医院保洁员的“使女”，可见宋朝对于疫情极为重视。后来，各地推广建立的安济坊均享受国家经费补贴，在其工作的医师享有编制待遇，被赐予了“紫袍”，这也是“方舱医院”的最初原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