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网上关于“割青麦作饲料”的消息引发广泛关注和热议。相关现场图片和视频显示，绿油油的小麦成片被割倒，据说这些被收割的小麦青苗主要用途是做青贮饲料。对于网传情况，有网友联系当前国际形势，担心是否会导致粮食短缺；有网友认为往年也有青贮小麦作饲料的情况，不必神经过敏。对此事，央视和农业农村部都给予了关注和回复。无论收购青贮小麦是正常市场行为，还是如网友担心的存在背后黑手，但众多国人自发关注粮食安全问题，绝对不是坏事。

割青，无论什么原因和目的 ，看着确实心痛

因为，古时有管仲和范蠡大打“粮食战”轻松搞定对手的历历往事，近代有日寇“割青”辅助“三光”政策的血淋淋事例。

抗日战争期间，为了确保日本侵略者在伪“满洲国”的殖民统治，防止河北和热河的八路军向东北渗透，断绝共产党八路军与人民群众的联系，日伪当局决定把曾经在东北实行的“无人区化”政策、也就是“集家并村”政策的所谓“成功经验”，由东北推行到冀热察地区。从1939年开始，侵华日军在冀（河北）热（河）察（哈尔）边界长约一千公里的长城沿线(山海关九门口至独石口老丈坝)地段上，即所谓满洲国“西南国境线”上，推行“集家并村”，开始制造骇人听闻、惨绝人寰的千里“无人区”。“无人区”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出现在中国抗日敌后战场的一种特殊历史现象，也是日本军国主义者的一项血腥“发明”。

在中国无恶不作的日本鬼子

1944年春，日军制造的千里“无人区”计划基本完成，据统计，共涉及当今的河北、辽宁、内蒙古、北京、天津5个省市自治区的25个县（区），总面积5万平方公里，总长度大约1千公里。在制造千里“无人区”的过程中，共烧毁1.7万个自然村，屠杀了6万多无辜百姓，将140多万人口驱赶到2500多个“集团部落”（也就是老人们当年所说的“人圈”）之中。

所谓“部落”统治，就是日伪选定一些村庄，用1丈多高的石墙围圈起来，只留前后两个门供人出入。门上建岗楼，墙内四角建炮楼，日常驻有日伪军警特务，强令周边百姓进入“部落”集中居住生活。“部落”建成后，日军宣布“部落”外10里范围内为“无住地带”，允许“部落”内百姓耕作但不许住人；10里范围外为“无住禁作地带”，即“无人区”，严禁任何人居住和耕作，实行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

日伪军对“部落”外严防死守

日军在推行“三光”政策、企图彻底毁灭根据地生存条件的同时，还实施了严密的经济封锁，堵死了出入山地的所有通道，严禁一切生产生活物资流入山地，妄图困死、饿死还在山地“无人区”内顽强坚持斗争的抗日军民。日寇这招“绝户计”的确非常歹毒，也给“无人区”内的抗日军民带来了难以想象的困难。以吃饭为例，最困难的1942年，山地抗日根据地军政人员的粮食定量降到了每人每天小秤12两原粮(合市秤7.5两)，但就是这点粮食其实也无法保证，有时只能靠野菜树叶充饥。百姓的生活也非常凄惨，除抗日政府发放的少量救济粮外，几乎全靠野菜、树叶度日，野菜树叶吃光了，就吃树皮，挖草根。由于缺盐和严重的营养不良，人人身体虚弱，遍身浮肿。饿死人的事时常发生，非常普遍，如冷风甸村仅17户，1942年就饿死12人。

图一是当时的小孩，图二是一个被我军解放的“部落”

为了生存，抗日军民积极进行生产自救，利用反“扫荡”的间隙开荒种地，以解决生活急需。针对这种情况，日军自1942年春开始，又连年发动了季节性的“割青扫荡”，实施了阴损毒辣的“片光”政策。所谓“片光”，就是把地里的青庄稼割片光净。每年当春季庄稼刚要吐穗灌浆的时候，日军就对我山地根据地发动大规模“扫荡”，强行驱赶大批平原敌占区百姓进入“无人区”割片庄稼。日伪军先在前头逐村逐沟搜寻，发现庄稼就强迫百姓割掉，哪怕是只种有几棵庄稼的石缝石坎都不放过。春季庄稼被割后，山地抗日军民只得抓紧种荞麦、白薯等晚秋庄稼或萝卜、白菜，希望多少能收获一点。但当补种的庄稼苗、菜苗长出时，日军又来“扫荡”，连割青带放牲口，又给毁得一干二净。这种毁灭性的割青，一直延续到1945年日本投降，年年如此，从未停止。尽管由于抗日军民开展了激烈的反割青斗争，保住了部分青苗，但年年仍有很大部分的青苗被割。

“无人区”的百姓以山洞为家

在日伪沿长城线大规模制造“无人区”过程中，除了杀人放火，最使根据地人民深恶痛绝的是日本鬼子连年的“割青扫荡”。据调查，仅河北省兴隆、承德、宽城、青龙、滦平几个县，从1942年起，大部分地区都被割了一次青苗；1943年割青面积更大，重点地区被割了两遍；1944年不少地区竟然割了三遍。从面积上看，仅1942年7月，丰滦密山地就有三分之一的青苗被割掉，其中莲花瓣、化石峪、大牛圈、西口外、黄峪口、孟思郎峪等地的青苗被割得一棵不剩。山里可耕地少，日军年年割青又使很多土地有种无收，加之日军严密的经济封锁，给山地抗日军民造成了空前严重的生活困难。

日军对我根据地实施残酷的封锁破坏

1943年8月27日，伪热河省警务厅在日本关东军西南防卫司令官安藤忠一郎及承德日本宪兵本部特高课长木村光明策划部署下，纠集承德上谷宪兵队、宽城孤山子于友三讨伐队、龙须门朱盛林讨伐队、孟子岭、喜峰口日本守备队、兴隆日本宪兵队3000人，对王厂沟9个自然村实行了拔根断源式的、灭绝人性的8天“割青扫荡”和大屠杀。据解放后被镇压的、组织参加那次割青大屠杀的讨伐大队长于友三供认，“割青8天，方圆40华里，近700亩庄稼被毁。我队重点负责割青，我亲自命令杀了反割青的刘殿术等5人，抢牛86条，驴25头。”

正在进行“扫荡”日军部队

据不全面统计，从1939年开始，沿着长城的山海关九门口到独石口老丈坝的“无人区”，包括6万是被屠杀的，因各种原因死亡的中国人共约20万。生活在“部落”内的百姓也非常凄惨，除了日夜受到敌人的折腾凌辱，人员损失也非常大，平均每个“部落”一年间至少有70到80人死亡。白庙子“部落”内共有400人，一年间就死了160人。

在中国烧杀抢掠的日本鬼子

但是，残酷的折磨并没有吓倒抗争者，面对如此恶劣的生存环境，抗日军民住炭窑、蹲山洞，以响应党的号召坚持斗争，而进入“人圈”的百姓，也在想方设法逃出来。虽然日本鬼子频频施用“三光”“割青”等狠毒“绝户计”，但英勇的抗日军民始终没有屈服，1945年9月，当地的老百姓和全国人民共同迎来了抗战胜利。

山地根据地我抗日部队当年留下的标语 山地根据地我抗日部队当年留下的标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