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先郑重申明：本人所说的中华文明，特指中华古代文明，即从上古时期的黄帝、尧舜禹禅位执政开始，到公元1912年封建社会最后一任皇帝溥仪下诏退位为止，时间跨度6000年之久。

熟悉中华文明历史的人都知晓：中华民族起源很早，较西方早了近4000年。在那个生产力极度不发达、猛兽遍野的时代，中华民族生存面临着极大的考验。

好在中华民族自古懂得依靠团体力量可以“服狡虫，制禽兽”，并在此基础上发展出了不屈不挠的中华文明，使得中华民族历经风雨可以传承至今，中华文明也得以源远流长。

在中华民族不断发展及拓展生存空间的过程中，中华文明也逐渐内涵丰富、海纳百川，缔造了以人为本、厚德载物、天理循环的完整封闭体系。

中华文明历经几千年的发展，虽然各种学说存出不穷，各类名流和思想圣人轮番登场，但不得不承认的是：中华文明本质上并没有取得任何实质性的进步，对发展社会生产力并无裨益，甚至可以说，极大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导致科技这一颠覆人类文明的产物，在封建社会结束之前自始至终都没有登录华夏大地。

举个简单的例子，都说中华古代有着四大发明，其中的火药早在宋代时期就已经横空出世，这预示着人类历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热兵器将要在中华大陆上破土而生了。

很可惜，据说中华老祖宗感慨“大杀器”毁天灭地不道德，故而将其扼杀在了摇篮了，导致原本视为蛮夷的西方在获得火药后，迅速研制出了火枪、火炮这类武器，并且依靠它们敲开了古老中华民族的大门。

究其原因之一，则是中华文明始终在探究“人性”，并且已经将其探究到了巅峰般的存在，但方向错了怎么努力都没有，可惜这个世界终究“与人无关”。

中华文明在生产力极度不发达的上古时期，没有自生自灭、自甘堕落，而是汲取经验教训发现了单个力量无法在自然界生存，合力抱成团则能形成强大合力，是那个时代的伟大发现，体现出了中华民族聪明睿智和坚强不屈的一面。

但遗憾的是，后辈的中华民族便抛弃了其他发展道路，一门心思一根筋投入到了对“人性”的执着探讨之中，从而催生出了“得民心者得天下”这样的看似很有道理，但扼杀了中华民族发展道路的“至理名言”，也因此诞生出了诸如孔子、孟子、韩非子、王阳明这样的“人性”大师。

不论是这些“人性”大师，还是历代王朝统治者，他们都将精力全面投入到了如何稳固人心、获得天下百姓好感，疑惑是想想办法，怎么提高老百姓的积极性这个议题之上，最终得到了针锋相对的两种观点：以德礼为标准的儒家和以刑罚为准绳的法家思想。

至于阳明的“心学”，也不过是儒家思想的进一步发展：该做什么既不是靠法律条款的约束，也不全是礼制的指引，还是心中的良知。考虑到人生性不爱受束缚，每个人都有一个主角梦，故而王阳明喊出了：“吾心即宇宙”这样的“豪言壮语”，绝对算是将中华文明自古而来的“人性”课题推到了巅峰水平。

这是中华民族理论层面上的“人性”巅峰存在，实践中的“人性”巅峰存在就是清朝的君主专制。作为一个外来民族，在充分研讨和学习了中华文明之后便领悟其真谛，于是将君主专制推向了史无前例的顶峰。

很可惜，很可惜，虽然中华老祖宗花了很大精力在研讨“人性”课题，也在理论和实践双重层面均达到了“巅峰”状态，但方向错了终究于事无补，因为这个世界的标准根本就不是人，而是客观事物。

证据无须多言，1687年牛顿发表的《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如同打开了潘多拉魔盒，一举推动了人类文明鸡血般狂奔，催生出了数学、天体力学、工程力学等其他学科雨后春笋般出世，而这些学科全都不是在探究“人性”，而是客观存在的自然规律；

另外，我们如今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科技，在各个领域都大放异彩，对人类社会和生活方式产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也正是因为有了科技，男人用不着“愚公移山”般地开垦荒地，女人也用不着遵守着“三从四德”，在男人背后织布洗衣，而是可以尽显娇嫩的腰肢，尽情展现女性与生俱来的“流体之美”。

而科技，也与人毫不相干，也是不依赖“人性”的客观存在。

很显然，我们生存的这个世界本就“与人无关”，但中华文明却在几千年的历史中一遍又一遍地探讨“人性”，即便将人性研究推到了巅峰状态，又有何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