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申明，本人所谈的中华文明，特指中华古代文明，即从黄帝、尧舜禹执政的上古时期，到封建最后一个王朝——清朝1912年覆亡为止的这段时期，时间跨度6000多年之久。

为何本人要作如此申明呢？因为中华古代文明是一种与现代科技格格不入的特殊存在，它唯一关注的就是“人”，对“人”以外的客观世界可以说是视而不见，认为世间万物的运行都脱不开“人”的干扰，故而到了封建王朝尾声，出现了“吾心即是宇宙”这样的狂妄之语。

嘴硬显然是没有用的，心灵强大也不过是自欺欺人，过分沉迷于“人”的精神力量的中华民族，在近代迎来了至暗时刻：1840年鸦片战争的失利，使得中华民族站起来的时间，就花了整整109年。

而中华现代文明则截然不同，在伟人“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的感召下，中华文明挣脱了原本循环不止的怪圈，开始引入了科学这一重要要素，促使原本与科学绝缘的中华大地萌发出了科技的花朵，丰富了中华文明的内涵，提升了中华民族在世界舞台上的竞争力。

难怪清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会这样评判：现代科学的传入乃是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中枢，它打破了中国传统学术的基本框架，彻底改变了中国思想文化的面貌，极大冲击了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导致了中华文明的全方位重构。

由此可见，中华现代文明与中华古代文明有着本质区别。本人行文均是为了探讨中华古代文明偏离世界的客观认知正轨，步入“人心”歧途的深层次原因，故而以“中华文明”来特指中华古代文明。

很显然，中华文明全方位关注并聚焦于人心，目的只有一个：“治人”。当然中华民族古代的士大夫不会说得这么直白，而是用了另一个引人共鸣的词来替代了：治国。

毕竟“治人”听起来不仅不够宏大，而且还留有小家子气、管闲事的意味；治国则截然不同，不仅听起来气势磅礴，而且还非常必要：有国才有家嘛，没有国个人根本无法生存，如此一来，是不是治国有点“解救天下苍生，拯救万民于水火”的高尚感？

其实，懂的人都懂，在中国古代，“治国”就是“治人”，即如何让人很听话，好使得统治者能够让万民听其号令、受其差遣，好实现统治者的“鸿鹄之志”，因此很容易发现一个现象：虽然古代昏君辈出，但对开疆拓土这样惊世骇俗“丰功伟业”，没有一个人含糊，即便昏如宋徽宗这样的皇帝，也是顿时“带劲”，来了精神。

另外，政权的建立、家天下的实施本身就带有偶然性，根本就不似后世史书书写的那样浩然光辉：对手都是“鱼肉百姓”的暴君，自己德行满满，故而自己发动吞并战争属于“伸张正义”，老百姓箪食壶浆，以迎王师。典型案例就是朱元璋对阵陈友谅，初期被团团包围，差点被生擒，而陈友谅运气就糟糕透顶，指挥过程中，被流矢击毙。

所以“德行好，得到万民拥戴，不得已继位”这样的话也只能骗骗后来的人，作为当事人的开国皇帝心里比谁都清楚这皇位是怎么来的？这也是为什么开国皇帝建立王朝之后，整天疑神疑鬼，动不动就大开杀戒的原因。

当然杀肯定解决不了问题，理论也要同步跟上，故而关于“治人”的各种思想也就应运而生了，巧的是中国古代的士大夫们也是“想领导之所想，急领导之所急”，没等统治者发话，他们自发提出了有利于统治者“治人”的各种思想，比如儒家、法家、墨家等等，并且提倡“忠君爱国”这样的行为准则，这就为统治者毫无顾忌“治人”提供了坚强的法理基础。

综上分析可知：中华文明之所以对“治人”如此“带劲”，根本原因在于两方面：一是统治者想要建立千秋伟业，“治人”有助于自己实现理想；第二则是统治者的政权得来并不“光彩”，“治人”有助于提高“合法性”，增强政权稳固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