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中华文明起源极早，较之西方文明早了差不多数千年，按理说在人类文明发展的起跑线上占据优势，理应近水楼台先得月，收获丰硕的成果。

但是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中华文明几千年的发展历程中，除了在君主专制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之外，就是造就了封建王朝的大轮回，本质上并没有任何进步。

而西方文明虽然起步较晚，但正应了那句话：来得早不如来得巧，西方文明虽然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没有形成中华文明那样井然有序的景象，没有诞生如中华文一样强大的、令人窒息的官僚体系，但却为科学的蓬勃发展营造了良好的环境。

故而诸如阿基米德、托勒密等一批科学爱好者们不会受制于“君”与“民”、“刑”与“礼”的思想束缚，可以放心大胆地开展科学研究工作，为之后欧洲的文艺复兴以及科学的大爆发奠定了充足的基础。

为何科学难在中华土壤上生根发芽？爱迪生的一个笑话，说明一切

美国发明家爱迪生成名之后，便吸引了诸多粉丝前来拜访。当然对于工作狂的爱迪生而言，躲在实验室里搞科学研究比在镁光灯下侃侃而谈更为惬意，故而那些粉丝想要见上爱迪生一面，并与其合影留恋非常不容易，只能前往爱迪生的实验室去找他了。

当然爱迪生也不会惯着他们，他们想来可以，但自己绝不会主动去迎接他们，更不会贴心地帮他们打开实验室的那扇粗笨的大门。

果然，很多慕名而来的粉丝要想进入实验室，就只能通过自己的双手推开那扇大木门，着实费了不少力气，也因此引来了不少埋怨。

这时爱迪生的好友看不下去了，很关心地对爱迪生说：“你为什么要在实验室门口设置那么大一扇木门呢？推开它不知有多费劲，这会阻止人们探望你的热情。”

爱迪生听闻笑了笑：“多亏了那扇木门，当每一个人推开它时，我屋顶上的水仓就自动加上了8加仑的水。”

虽然看似是爱迪生的一个笑话，但我们至少看到了一点，也恰恰是这一点，让科学青睐于西方突然而拒绝在华夏大地上生根发芽。

中华文明重视的是“人心”，以及维持人心稳定的官僚制度

爱迪生是何官职？农业部长？教育部长？都不是，只是一个爱好科学研究、喜欢搞发明创造的科学家而已，当然最终凭借科学研究转化成了生产力，成立了自己的公司，当上了大老板，赚足了钱，成为了一方富豪。

受中国传统思想的影响，一听到经商就大加鄙夷，认为商人重利忘义、道德十分败坏，那是中国古代的商人，但爱迪生是个科学家，他赚了钱不是忙着炫富或者追求利益最大化，也不是衣着考究、叉着腰对着一线工人指手画脚，享受着名和利带来的优越感，而是一如既往在一线做实验研究，丝毫暴发户式的自豪感。

我前文也多次强调，科学是一种与人文格格不入的新东西，它没有明显的态度之分，只有客观事实，只要你尊重客观事实，它就为你服务；如果你不尊重客观事实，纵然你是天皇老子，它也对你不理不睬。

很显然爱迪生尊重了客观事实，故而发明创造数不胜数，美国的民众也尊重科学，故而他们才会去拜访爱迪生。

但是放在中华大地上则截然相反，受几千年文化思想的影响，人们关心的始终还是“人心”和官僚体制，当官的只关心老百姓是不是把他当成了干部而不是普通人；粉丝们也只围着当官的转，不会去关心报道那些默默无闻搞科研的一线科研人员，甚至对他们还持有偏见：情商低，一根筋，目无尊长，不尊重领导……

说得直白一点：中华文明认为人心散不散，是否有着“忠君爱国”的态度是头等要务，至于毫无态度的客观规律，它才不会关心。

既然中华文明不想按照客观规律办事，非要有个态度之分，那不好意思，科学真的难以在中华土壤上生根发芽。爱迪生的一个笑话，也充分说明了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