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倬云曾说：
“个人的地位最小，最短的是人，比人稍微长一点的是政治，比政治稍微长一点的是经济，比经济稍微长一点的是社会，时段最长的是文化，更长的是自然”。
由此可见文化对于人的重要性。
纵观中国历史文化，无论是先秦文学、魏晋风骨，还是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每个朝代的文学都能够反映一个国家的政治面貌、性格趋向和经济发展程度。
而提到大唐王朝，就必然避不开要谈一谈那璀璨如明珠般的唐诗。
唐朝的诗风积极昂扬、蓬勃开放，是任何一个朝代都没有办法比拟的，唐朝政治清明、国家富裕、兼容并蓄，诗歌内容之多元，令人眼花缭乱。
《全唐诗》当中收录了四万八千九百首诗，其数目相当可观，而在这四万多首诗当中，边塞诗占据了重要地位。
岑森、高适、王昌龄等文学大家将他们的所见所闻跃然纸上，展现了大唐男儿的尚武风气和豪迈胸襟。
我们耳熟能详的“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都出自这个时期。
边塞诗不仅展现着文人墨客的壮志，也将武官建功立业，功成名就的雄心和忧患意识淋漓尽致的体现了出来。
在众人的印象当中，军旅生活大多是苦楚而又枯燥的，那边塞诗为何会在唐朝遍地开花？唐朝尚武的风气是怎样形成的？
唐朝尚武精神形成，国家军事实力腾飞唐朝尚武风气出现的原因主要有三，第一是统治者的意志决定的。
法国著名历史学家勒内·格鲁塞曾说：“一个不可预知的中国，一个英雄史诗的中国，在令人惊奇的亚洲出现了……现在汉族人征服了游牧部落，并改写了几千年来一直延续着的文明中”。
写出了唐朝开国者对于武力的崇尚。
其一，唐朝的开国皇帝李渊就是凭借军事能力，南征北战，一统天下的，太宗皇帝李世民为达目的，曾置伦理于不顾，以玄武门之变杀死了自己的亲兄弟。
都说“一将功成万骨枯”，由于唐朝本就是从战场上厮杀得来的天下，因此唐朝自建国开始便普遍推崇尚武风气。
再加上李家人的血脉中带有胡族血统，唐朝皇帝的华夷观念较为淡薄，对北部少数民族的态度尤为开放。
因此在少数民族的影响下，胡人崇武的精神也影响了唐朝的社会风气。
其二是因为唐朝时期文武交融，官员大多能文能武，唐朝建立之后，君主格外注重强兵，自开国起，便制定了文武不分家的基本国策。
唐朝建立后，北部匈奴势力频频南下，侵扰中原，因此唐王朝对练兵也尤为关注，唐朝鼎盛之时，骑兵的战斗能力已经达到了可以与北部游牧民族势均力敌的局面。
其三，唐朝时期，儒家思想仍旧占据相当重要的位置，儒家的入仕思想影响了许多青年群体，他们为了建功立业，报效国家，纷纷参军，北上开疆扩土。
唐太宗、武则天和唐玄宗时期，北部地区一直有局部战争，这一次又一次的征战不仅为大唐开拓了大批疆土，为唐朝皇帝换来了“天可汗”的尊称，也培养了一批又一批镇守边疆的真英雄。
唐朝人以会武为荣，不论是武家出身的武将还是文人墨客皆爱习武，他们皆以“提携玉龙为君死”为态度，为国家立下了诸多军功。
第二，唐朝尚武与政治制度息息相关，唐朝朝廷当中有出将入相的规矩。
国家宰相不仅要能文，善治国家，而且也要会武，在战场上抵御强敌。
因此不论是宰相还是官员都很看重文武的双向发展，很多在边关驻扎的节度使都会大量征招文人墨客，以充实是自己的幕府。
这些文人随着武将到达边疆之后，会将自己的所见所闻用诗歌记录下来，为后世留下了诸多边塞题材的诗歌。
唐朝的武文化和剑文化尤为蓬勃，就连以浪漫著称的李白也有“十步杀一人，千里不留行”的侠风。
第三是因为安史之乱后盛世不在，战乱频起。
唐朝边塞诗的忧患意识集中体现在安史之乱之后，彼时战争频发，国家危亡，百姓生活在巨大的不安全感当中。
文人武将们为了拯救国家，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安全，纷纷投笔从戎，用武力以身救国。
综上所述，唐朝尚武风气盛行，边塞诗人频出的原因与统治者意志、社会风气和战争息息相关。
但是在盛唐急转直下，唐朝风光不复之后，文人入塞的心态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唐朝初年，边塞诗人积极进取，积极入仕翻开《全唐诗》，我们会发现安史之乱前的诗风大多以昂扬为基调。
唐朝初年，政治清明，中下层文人渴望凭借自己的力量建功立业，封侯拜相，掌握更多的话语权。
因此他们纷纷投身于边疆，渴望建功立业，而那些武功不高的文人也纷纷进入边地幕府，渴望得到主帅的青睐，以达到建功立业的目的。
不论是陈子昂、卢照邻还是骆宾王，都曾从军出塞，王昌龄、岑森、高适也频繁在西北地区往来。
他们渴望在疆场上驰骋，渴望在战场上一展宏图。
他们认为“男儿生世间，及壮当封侯”，他们“愿为腰下剑，直为斩楼兰”，他们在时代精神的号召下不断前行，将心中的王霸之气淋漓尽致的展现了出来。
据悉，在《全唐诗》当中，“王霸”“王侯”之类的词汇曾出现过70多次，其数量之多，毫不掩饰的将唐朝百姓的野心展现了出来。
这些远赴疆场的文臣武将性格鲜明，他们的诗篇中不仅记载了大漠边疆的独特美景和杀敌报国的决心，更记载了他们对于战争的看法。
他们不仅在诗歌中讴歌保家卫国的正义性，而且还会直言抨击将领与战争本身。
由于监管不力等原因，军营中经常会出现将领尸位素餐、中饱私囊、骄奢淫逸的情况。
高适在《燕歌行》中的“战士军前半死生，美人帐下犹歌舞”，就对将领们的罪恶行径进行了无情的批判。
那句“君不见沙场征战苦，至今犹忆李将军”也同样以讽刺的手法借古讽今，讽刺了无能的将领。
盛唐之时的边塞诗是蓬勃的，畅快直言的，但是自天宝年间开始，唐朝的边塞诗却变了一种画风。
唐玄宗晚年之时变得日益昏庸，他抢夺了自己儿子的王妃杨玉环，整日沉溺在温柔乡中不上早朝，放任宦官和外戚擅权，致使安史之乱爆发。
史思明、安禄山叛变之后，藩镇割据，长安失守，唐玄宗逃跑，自此之后，唐王朝的势力急转直下，朝政混乱到了极点。
面对这样内忧外患的社会现实，中晚唐诗人留下了诸多颇具忧患意识的诗歌，他们一改盛唐之时的阳光，创作了大量反对侵扰、收复失地的诗词。
虽说盛唐的边塞诗与晚唐的边塞诗均表达了人们对胜利的渴望，但是晚唐的边塞诗中却透露着悲壮、阴森、凄惨之感。
盛唐的战争是渴望建功立业的主动出击，而晚唐的杀敌则是国破家亡的无奈之举，时代的阴影和战争的痛苦使得将士们的诗词中极尽悲伤之感和离别之情。
诗人们变感性为理性，详细的记录了士兵的状况。
晚唐之时有很多士兵都是被地方将领强行征兵的，他们被迫离开家乡，去到边塞征战，他们无心戍边，极其渴望归乡。
他们的家中有殷切期盼的父母、有望穿秋水的妻子，思乡之情成为了晚唐边塞诗的主旋律。
晚唐的边塞诗多以悲怨为主调，抒发了对远征之人的同情和对征战的无奈。
纵观唐朝数百年，边塞诗层出不穷，边塞诗人或昂扬或悲愤，但是他们的身上从来都不缺乏奋斗意识和公民意识。
唐朝的入仕思想对文人影响很大，他们的功名观普遍建立在强烈的爱国情绪之上。
他们可以抛开个人悲喜，忍受边疆的孤寂之苦，他们可以为了社稷的繁荣和国家的安定，抛弃个人得失，青春乃至生命。
他们这种胸怀天下的精神对后世影响深远，虽说唐王朝由盛转衰后，诗风出现了颓废之气，他们的个人抱负与现实的残忍不可调和，但是他们身上的使命感和责任感却从未消退。
边塞诗在中国历史的长河中独树一帜，囊括了爱国、离愁、团结、奋发等精神，以文学的样态将大唐子民的心凝聚在一起，增加了国家的软实力与硬实力。
它所带来的情感价值不容忽略，堪称文学史上的巅峰，值得后人研究。
参考资料：《全唐诗》
《诗经》
《旧唐书·玄宗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