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中央集权、君主专制在明清两朝达到了巅峰。

公元1368年，朱元璋结束了战乱，建立大明王朝，他为了巩固政权，在政治、经济、文化方面加强皇权，对官宦士族加强了思想控制。

并削弱了门第观念，给予了平民百姓诸多话语权，使得明朝的文学逐渐走向平民化，娱乐化。

朱元璋为加强皇权，在朝堂制度上大做文章，不仅让保卫皇帝安全的禁卫军去监控官员们的一言一行，而且还用八股取士的方式加强了对普通百姓的思想控制。

这种对于文人士阶级的压迫使得明朝的氏族文化迅速衰落，唐诗宋词等阳春白雪在世家大族中流传的表达方式退出了众人的视野，通俗的小说在民间逐步流行。

就是在这一时期，出现了对后世影响深远的四部奇书《水浒传》《三国演义》《金瓶梅》《西游记》。

明代文官制度的盛行，使得大量百姓弃儒就贾，也使得许多百姓得到了进入仕途做官的机会，本文就明朝的平民文化与平民入世现象做出探讨，以窥见当时的社会风气。

元朝末年，天下大乱，百姓苦不堪言，汉族百姓为了维护自身的权益，纷纷揭竿而起。

公元1368年，以布衣出身的朱元璋过五关斩六将，顺利建立了大明王朝，再一次实现了国家的统一。

彼时，中国已经进入到了封建社会末期，西方的资本主义正在萌芽，中国的商品经济也迅速蓬勃发展，民族资本主义逐渐抬头。

统治者若想在这样的环境下维护封建帝制，并非是一项简单的事情，因此朱元璋采取了诸多政策加强皇权，加强了对文人士大夫的思想控制。

彼时，封建帝制已然经过了千年的发展，在经历了唐宋两个繁华朝代之后，皇权已经达到了空前的高度。

朱元璋作为平民出身又历经战争侵扰的皇帝，他迫切的需要用强制性的手段维护国家的统治。

因此率先将屠刀伸向了那些曾经与他一起奋战过的好友，那些曾经为明朝建立而立下过汗马功劳的臣子。

朱元璋先是利用胡惟庸一案废掉了宰相制度，将权力分化，形成了有效的制衡，然后又一手炮制了蓝玉案，收回了武将的权力，并牵连了大量无辜之人。

不久后，他又把目光放在了整治经济方面，利用空印案肃清了明朝经济，使清廉之风和节俭之风在民间盛行。

仅仅是这几次大案，就波及了十几万人之多，由此可见他的手腕有多么强硬。

朱元璋的集权力度如此之大，一是因为他担心大权旁落，二是因为他选定的皇位接班人朱标因病离开了人世。

朱标是朱元璋最喜爱的儿子，也是名正言顺的嫡长子，他当年为了培养朱标，找来了一众杰出的文臣武将，朱标也非常争气，引得朝廷上下一片称赞。

若是朱标顺利继承皇位，那明朝或许又能够迎来另外一个盛世，但是可惜的是就在太子朱标正值壮年之时，他因病离开了人世。

朱元璋听闻悲痛万分，为了给自己年少的皇太孙铺就一条康庄大道，用矫枉过正的手段肃清了朝纲，使君主专制达到了顶峰。

宋朝文人地位极高，他们既能直接向皇帝谏言，而且还极具自主创造性。

但是朱元璋为了避免反对的声音出现，却在朝堂制度上大作文章，动辄就对朝中的文武百官实行廷杖，折辱了文人的颜面。

1382年，朱元璋将保卫皇帝的近卫军改名为锦衣卫，并给予了他们监察官员，侦查缉捕的权利，许多言官都因为在家中谈论政治之事、与皇帝意见不合而遭到了暗杀。

朱元璋不仅打压入朝为官的将士，而且还利用科举的手段，大大限制了天下读书人的创造性。

他将提倡君主集中制的程朱理学定为官方学说，将八股取士运用到了科举考试当中，这样既保证了思想的一致性。

也让天下文人学子们皆按照朱元璋所期待的那样子去思考、去学习、去说话，八股取士对于天下读书人来说是一种极其严重的禁锢。

朱元璋的种种行为直接导致了明朝氏族文化的衰落，使得平民百姓逐渐登上了历史的舞台，类似于《三国演义》《西游记》之类的通俗小说引起了新的潮流。

明朝之前，读书人能与普通百姓之间有一条很明晰的界限，读书人崇尚阳春白雪的大雅文化，喜欢诗歌之类的题材。

但明朝之时，小说风靡一时，人人皆能参与的大众文化逐渐兴盛，而小说当中的主人公也由原来的书生才子变为了商人百姓乃至是妓女、绿林人士。

明朝市民文化的兴盛与其立国历史也息息相关，朱元璋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真正以布衣出身的皇帝，在底层社会摸爬滚打多年的他非常看重清廉。

朱元璋认为富商和权臣都是国家的不稳定因素，因此他在位之时频频打击富商和权贵并主动推崇平民文化，使得平民百姓的地位得到了提升。

朱元璋本人对平民文化的向往同样体现在他的婚姻观念上。

古往今来，皇家都分外注重门当户对，平民百姓之女很难进入皇城。

但明朝期间，皇家子弟却放轻了门第观念，常常迎娶平民家的儿女，就连皇帝的后妃也都有平民出身之人。

科举制度自隋唐创立以来，便一直担负着选材的重要作用，明太祖在建国之初为了保证王朝的长治久安，积极网络人才，采取了一系列广求贤才的措施。

作为平民出身的皇帝，朱元璋真正做到了不拘一格用人才，将大量民籍、军籍、商籍、匠籍的才子召进了朝廷。

特别是在明朝前期大案频发之时，官僚队伍更是经历了几次大换水，在这样混乱的情况下，平民人士获得了向上迁升的机会。

从而导致了阶级流通活跃，平民人数进入政权的人数在中国封建历史上独占鳌头。

据统计，成化年间，明朝进士的平民出生率居然高达60%，这个比例在整个中国封建历史当中都是极为罕见的。

由此可见，明朝特殊的环境给予了平民百姓入朝为官，实现梦想的途径，缓和了阶级的矛盾，还促进了平民文化的盛行。

这些出身于平民的官员进入朝堂之后也以贫民阶级的视角，制定了诸多新的政策，为平民文化的盛行献出了一份力。

在平民百姓频频进入朝廷做官的同时，明朝的思想文化悄然发生了变化，过去的官员常常把目光放在礼仪以及制度大事上，而较少的将目光聚焦在工匠百姓身上。

可是随着阳明心学的盛行，类似于泰州学派之类的学派开始关注起了百姓的利益，提倡用百姓都听得懂的语言讲学，提倡以追求现实生活为目，关注民生问题。

在讲学风气盛行的同时，教育也得到了极大的普及，许多贫困的孩童都走进了学堂，丰富了思想，明朝孩童的入学率之高是其他任何一个朝代都无法匹敌的。

彼时，学生想要进入书学堂读书，都不需要参加考试，以至于学生的体量非常之大，上至官宦子弟，下至小贩的后代，内企京师，外至边陲的平民子弟都能够得到入学的机会。

明朝教育的普及既提高了平民阶层的文化知识，也提高了平民文化的质量，随着传统思想逐渐转变，过去的重农抑商等等级观念也慢慢淡化。

在资本主义萌芽的历史背景下，商贾的社会地位稳步提高，随着明朝末年朝廷越来越腐败，商业的发展，逐渐改变了人们过去重农抑商的政策和安土重迁的传统思维。

过去朴实的民风也逐渐被金钱、奢华等社会风气所替代，有许多读书人甚至辞掉了官职，主动选择去做商人。

在中国的传统思想中，士农工商，商人一直是排在最末尾，过去的人们是万万不愿意辞掉官职去做商人的。

可是商品经济的发展却改变了人们的传统思想，冲击了封建社会的尊卑贵贱序列，淡化了等级观念。

明中后期，随着市场经济日益激荡，富人手中掌握的财富越来越多，市井和官场频繁联系，出现了越礼逾制的行径。

普通百姓之家不仅用金钱左右科举之事，而且还有商人坐着富贵无比的轿子在街上招摇过市，部分商人甚至还逾越礼制，穿起了他们这个阶层不该穿的衣服。

虽说皇帝很快下令禁止奢靡、僭越行为出现，但是这种风气却有增无减，成为了明朝晚期社会的一大特色，丰富了平民文化。

明朝平民频频入仕，掌握巨大财富的情况，无论是从社会学角度来看，还是从历史角度来看，都是一种进步，给社会带来了巨大的改变。

明朝嘉靖年间进士张翰曾写过一篇《商贾记》，就形象记录了民间商贾熙熙攘攘，奔走于大街小巷，活跃在众人视野当中的独特景象。

中国封建王朝自自古以来便对商人嗤之以鼻，但是张翰作为进士却多次在文章当中赞美远方的异域商人不畏艰难险阻，将天下宝藏汇聚京师的杰出贡献。

余英时先生在《明清变迁时期社会与文化的转变》当中同样指出了民间流行奢靡的趋势。

当时的百姓之间甚至还流传着“事而成功也十之一，贾而成功也十之九”这样的说法，这些均表现了明代人新的择业观念。

明代著名哲学家王阳明就曾提出过“古者四民异业而同道，其尽心焉，一也”这样的观点。

由此可见，商人阶层的价值已然得到了主流的认可。

李贽也曾经在《焚书》当中为商人辩护。

他认为商人们的财富都是他们凭着自己的头脑，历尽千辛万苦得来的，应该得到生活的尊重，不应当无端受辱，在这些人的共同倡导下，商人的地位逐步提高，成为了社会主流人群。

明代的商业发展使得平民的精神文化日益丰富，商人们齐聚之时很喜欢畅谈时事聊古今小说，听乐器弹唱，这些都促进了音乐文学和艺术的发展。

冯梦龙的“三言”等民间故事也得以出版，成为了市民群体喜爱的文学读物，极大的丰富了市民阶层的精神生活。

在商人社会地位稳步提高的过程中，商人也成为了平民文学作品当中频频出现的形象，无论是小说，还是戏曲都改变了之前对商人地位的评价。

在平民文化兴起的过程中，明朝文学创作体现出了市民化、广泛化的特征。

曾经被文人们持之以鼻的难登大雅之堂的平民文化也逐步在发展的过程中受到了众人的认可，而诗歌、文章等高雅文学也沾染上了世俗的气息。

小说，戏曲等文体相较于传统的诗歌更具趣味性和娱乐性，更容易引起百姓的共鸣。

在小说文化和戏曲文化发展的过程中，也增加了娱乐文化的商业价值，增加了酒楼、茶馆、妓院之类场所的客流量。

大明王朝是中国封建王朝的重要转型时期，在统治者意志和商业发展、文化教育普及的共同促使下平民，文学迎来了发展的巅峰。

让阳春白雪的高雅之风吹进了平民百姓家，丰富了古代文学的内容，为后世研究明朝社会提供了丰富的资料，正如李梦阳所说：“真诗乃在民间”。

1.《明史纪事本末》

2.《焚书》

3.《王阳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