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九重城阙烟尘生，千乘万骑西南行。翠华摇摇行复止，西出都门百余里。六军不发无奈何，宛转蛾眉马前死。

杨玉环作为中国古代四大美女之一，颇具盛名，她婉转一笑，便使得六宫粉黛无颜色。

白居易笔下的《长恨歌》形象地叙述了唐玄宗与杨玉环之间的爱情悲剧，杨玉环与李隆基喜爱的霓裳羽衣曲既展现了唐朝盛世的荣光，也成为了唐朝的催命曲。

在动听娇柔的霓裳羽衣曲奏响之时，大唐一步步走向了终结，安史之乱爆发，藩镇割据弊端凸显，唐朝一夜之间从巅峰跌入了底谷。

自此之后，便犹如残阳西照，江河日下。

虽说有唐宪宗李纯的“元和中兴”，唐武宗李炎的“会昌中兴”，以及唐玄宗李忱的“大中之治”，但是仍旧没有改变唐朝由盛世走向衰弱乃至灭亡的命运。

藩镇割据可谓是唐朝灭亡的直接原因。

藩镇割据指的是唐朝中后期，幽州等藩镇的将领拥兵自重，在军事、财政等方面脱离中央控制的历史现象。

这些地方割据势力拥兵自重，分裂李唐王朝手中的皇权，导致了李氏子孙无力统治帝国。

唐太宗时期，安史之乱已经结束，但是河朔三镇却成为了唐王朝中的国中之国，在割据制衡的过程中，唐朝最终走向了消亡。

那藩镇割据究竟是怎样形成的？它是如何击垮唐朝的呢？

藩镇也称军镇，与普通的城镇大为不同。

藩镇当中主要以职业军人和军人家属为主，藩镇的掌权者是节度使，节度使能够管理藩镇，也能够对接中央，他在自己所管辖的区域之内享有军事、监察、税收等重大权利。

值得一提的是，藩镇中的将士奉禄并不是由唐王朝所支付的，而是由节度使直接从税收当中拿出一部分进行发放。

因此藩镇当中的将士并不直接对接唐中央王朝，而是由节度使直接调遣的私人部队，他们的一言一行都需要听从节度使的命令。

唐朝前期的行政区域只分为两级，州和县，国家中央政府可以直接管理州，而州的官员又可以管理县。

唐朝幅员辽阔，人口众多，鼎盛之时有300多个州，中央想长此以往的直接对接如此之多的地方官员，难免有些力不从心，

因此采取了一个新的看管办法，派中央大臣去到地方担任没有行政权，但是却有监察权的采访使。

除了采访使之外，节度使手中也掌握一定的权力，节度使负责重要地区的军事调动，他们既能够管理军队，也能同时管理屯田和战争事宜。

唐王朝的本意是想让采访使和节度使之间形成制衡，虽说二者之间的权利都很大，但是如果采访使与节度使权力不合一的话，那军政大权是不可能会形成割据的。

唐朝前期中期，各方势力制衡的都很好，可是唐朝末年，唐玄宗却因为懒政，不关心地方，沉迷情爱之事，重用安禄山，而造成了节度使和采访使合一。

安禄山等人直接垄断了河北道的军政大权，将整个河北道变成了自己的地盘，并利用手中军队公开与朝廷叫板，引发了安史之乱。

藩镇割据的形成与经济的飞速发展息息相关，隋朝末年，隋帝帝为了一己私欲，给百姓带来了极大的灾难，使得民间反王四起，战乱不断。

隋末的大乱破坏了社会经济，唐朝建国之始，统治者为了恢复生产，发展农业，恢复了均田制，使得土地转移迅速，土地买卖频率增大，土地兼并剧烈。

按理来说，屯田和营田本应是中央掌控的土地，但是由于节度使的钱财不归中央所掌握，所以地方土地便被他们牢牢地控制在了自己的手中。

节度使常常利用买卖土地赚取钱财，压榨百姓，节度使所管理的部下为了维护个人的权利，维护个人对农民的剥削利益，不让中央染指，渐渐与中央离心离德。

这为后期的割据埋下了伏笔。

唐朝建立藩镇的本意是为了方便管理，但是却给予了节度使过大的财政权。

节度使不仅能够收税，买卖土地，而且还能在财政方面完全独立于中央。

俗话说得好，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经济的蓬勃为藩镇割据提供了有利的物质条件，是藩镇能够长期发展并与中央抗衡的重要原因。

唐朝时期，国家开放，经济繁荣，各地区之间的商品交流十分频繁，传统农民的人身依附关系也有所减弱，租赁契约关系出现在了众人的视野当中。

雇佣关系的进步和经济的发达既造就了大唐的繁盛，也埋下了伏笔，造成了不稳定的社会因素。

不过从现有资料来看，仅仅拥有经济实力，并不能造成藩镇割据问题，金陵、汝昌等地区的经济发达，但也未形成割据。

其二，藩镇割据形成的军事条件，唐玄宗在位之时，均田制逐渐瓦解，建立在均田制之上的府兵制度也随之瓦解，开始实行起了募兵制度。

唐朝中期以后，均田制瓦解，土地兼并迅速加剧，给百姓带来了苛重的赋役，丢失了土地的农民落荒而逃，民间出现了大量破产农民。

募兵制登上历史舞台之后，节度使开始自己从地方招募士兵并负责管理之事。

因此节度使手中不但掌握着大量兵力，而且还能够直接向自己培养出来的士兵发号施令，而不用被中央所裹挟。

藩镇割据的情况以河北表现的尤为突出，唐朝的河北既包括今天的河北省，也包括辽宁省的大部分地区。

河北地区农业发达，地理位置靠北，在唐朝对外开放，交换贸易的过程中频频与北方的少数民族交往。

北边的少数民族骁勇善战，擅长打猎，广泛养马，为河北的节度使提供了大批战马。

随着时间的发展，河北的官员与东北少数民族部落建立了联盟关系，为后期的佣兵自重，缔造了军事优势。

随着节度使手中的政治、经济、军事力量越来越强大，他们产生了脱离唐王朝的想法。

就在此时，北部的少数民族为了维护自身利益，也频频诱使民众反对李唐王朝，而河北作为矛盾的核心地区，也加速了范镇割据的形成。

由此可见，唐朝末年，藩镇割据的爆发并非是突然出现的灾难惨剧，而是在特定政治环境下，拥有强大经济实力的地方军阀与采访使相结合产生的后果。

除以上几个原因之外，官商联手也是唐代藩镇割据形成的社会条件之一。

翻开史书，我们会发现藩镇割据势力对商业活动都很注重，并制定了许多保护商业经营的政策。

例如安禄山和史思明两位安史之乱的发起者在从军之前，都担任过与商业有关的工作，安禄山和史思明出生于少数民族，精通少数民族语言。

他们既能够在唐王朝与其他民族进行商品交易的过程中充当中间人的角色，为双方提供相关信息，也能够从中获利。

安史之乱爆发之后，诸多地方割据势力均通过经商累积了大量财富。

节度使们在看到商业利润对割据行为的重要意义之后，开始明目张胆的笼络起了地方商贾，制定了许多保护通商的政策，为后期反抗朝廷，获取了大笔资金。

唐朝东临高丽、新罗，北接西域各国，周边有许多喜爱贸易的民族，藩镇在与少数民族贸易的过程中，以官商合作的形式进行起了官榷经营。

官榷营指官府专卖，他们在发展贸易的过程中，利用官府手中的权力进行官商经营，垄断了盐、铁、酒的生产与经营，掌握了当地的经济命脉，与商人之间形成了紧密的联系。

除此之外，节度使还常常在水路交通的设立重要关卡，派专人收税，节度使们仅仅只通过征收茶叶税，就获得了巨大的利益。

彼时，个别藩镇甚至还借助商人的力量来支持自己的割据，而商人也通过藩镇割据来抬高自己的社会地位。

综上所述，藩镇割据的局面极为复杂，藩镇既有兵又有钱，它的形成并非是某一个单一社会条件促成的产物，而是由诸多社会矛盾和各方因素共同造成的。

唐王朝想解决藩镇割据带来的问题也并非是那么简单的事。

盛唐之时，唐王朝不注重限制权力，安史之乱爆发后，唐朝一世四分五裂，气息焉焉，没有能力解决藩镇割据的问题了。

《新唐书》当中说，

揭开了唐朝势力衰微的重要原因。

唐朝末年，朝廷养了那么多的兵，但是却没能将兵权掌握在自己的手中，使得百万雄兵成为了动荡的根源，实在是可叹。

唐王朝本来有能力解决藩镇问题，但是却对此放任自流，造成了最后尾大不掉的状况出现。

安史之乱爆发后，唐王朝为了消除割据，实现统一，进行了三次平藩战争，但是均没有解决这一问题。

彼时的唐朝只能尽可能的防止新的割据势力出现，保持王朝的正常运转了，多年之后，黄巢起义，连原本稳定的江南地区也遭到了破坏。

新的节度使使得唐朝失去了经济的来源，破坏了唐朝赖以生存的根本，唐朝最终被朱温的后梁所取代。

不论是前期的养藩，还是后期的治理，均体现出了唐朝军事制度、财政制度的弊病，为后世王朝留下了几点教训。

其一是中央政权一定要将军政大权牢牢控制在自己的手中，不能放任自流，给地方官员独立自治的机会，一定要防止掌握兵权的武官佣兵自重。

其二就是分权制衡，不能将权力下放给某一个人或某几个人。

因为一旦这些人产生叛变的想法，那他们便会搞独立王国，若是地方发展的太好了，那京师就会成为了弱势的一方，最终引起战争。

其三是要谨慎用人，千万要擦亮双眼，不让心怀不轨之人担任将领，安史之乱的爆发就是因为唐玄宗识人不清，给予了安禄山、史思明太大的权力。

其四，不要过于相信军事将领，应当在制度上对军事将领进行监督，并建立有效体制，防止将军与将领同流合污，宋朝的以文制武就较好的解决了军事将领的监督问题。

唐朝灭亡之后，北宋王朝的建立者赵匡胤对于藩镇割据之事也极为紧张。

他为了防止此类情况再次出现，重用文臣，将重文轻武定为了国家的制度，削弱了将领和藩镇的兵权，逐步加强中央集权，才终于解决了藩镇割据尾大不掉带来的社会暴乱。

藩镇割据自发生以后就一直为后代王朝所不耻，但是从现实层面来看，节度使制度和藩镇制度并非是百害而无一利的。

就是因为这些节度使拥有较大的自治权，能够操纵将士，能够发展经济，所以地方的财政军事才会发展的如此之蓬勃，唐朝才会集各地之力发展的如此繁盛。

唐朝一味的尚武带来了巨大的灾难，宋朝一味的尚文也给社会埋下了不稳定的种子，宋朝自建国开始，便压制武将。

这种矫枉过正的态度使得宋朝在对外战争中频频失利，最终落得了个“靖康耻，犹未雪”的后果，并在步步败退至南部地区之后仍未逃过敌人的魔爪，走向了灭亡。

由此可见中央与地方，文官与武官之间的平衡，才是社会稳定的基石。

1.《唐书》

2.《新唐书》

3.《长恨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