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面·手机拍摄的牡丹花

和家里人到万达广场去购物，回来的路上接到内弟的电话，说老家来人了，在一家酒楼定了座位，去吃饭。

家里人的老家在还地桥镇附近的一个村庄。岳父是家中老三，与老大的子女保持着最密切的关系。当年岳父在世的时候，我们回乡祭祖，便是在大伯的长孙家里落脚。当然，与大伯长孙的关系之中，还掺杂着关于宗族房头，长辈后辈之间的一些复杂的故事，说起来啰啰嗦嗦，很难捋清楚，这里就不说。大伯的长孙叫“大庆”。大庆喊我家里人“姑姑”，那么我就是他的“姑爹”。如今大庆全家都在东莞，这几年我们回家乡祭祖，便没了落脚处。大庆是个特别实诚的人，从前每到祭扫之前，大庆都会把山上的杂树杂草除去，让我们省了不少气力。如今他不在家，只得我们费好大的劲来清除乱七八糟的草树。

大庆生了三个女儿，唯有一个儿子，儿子小名“兔子”。兔子生得人高马大，有一米八多。兔子高中毕业就到南方打工，进入了一家台资企业。这孩子如他父亲一般，待人诚恳，做事下力，颇得老板喜欢。他结婚的时候，老板专程从台湾赶来参加他的婚礼，可见非常之器重。兔子结婚后生了儿子，大庆于是带了媳妇到东莞带娃。不久，又得一个孙子，老两口喜不自胜，这便扎根南方，不打算再回来。唯在重要年节日要祭祖，才回来一趟。这次大庆带兔子回来，便是为了祭祖之事，顺便也来探望一干亲戚。

现在，大庆在兔子的厂里做保安，一个月有三千多元钱好拿。今天黄石地区普通工人的退休工资，平均也只在3000多元这个水平上，他一个农民，脸朝黄土背朝天地辛勤劳作，一年到头，也没多少入项，现在每月能够有这样一笔收入，自然是乐不思蜀。

吃饭的时候问大庆，你一个大冶人，到了南方怎么和人家交流呢。皆因鄂东南的语言特别难懂，加上广东语言也缺乏广泛的沟通能力，两种截然不同的方言相互碰撞，对话直如鸡同鸭讲。大庆说，说那就说普通话。我们撩逗他说，你讲几句普通话来听听，大庆红了脸，讲了几句，我在黄石工作这么多年，听起来，和听大冶话也差不多，我猜想，广东人更加不会懂他说的是啥。不过他说，在广东生活也很惬意。他媳妇送孩子上学上幼儿园之后，便和院子里的人一道抹牌。麻将也好，纸牌也好，字牌也好，每一样都有自己的共通的操作语言，也不在乎你是广东人，山东人，大冶人，大连人。

大庆最小的女儿嫁到陕西，兔子把他妹妹也弄到自己厂里来工作，到现在小妹也在东莞买了房子。前年大庆干脆就不回家过年，把大女儿一家和二女儿一家统统接到东莞，一家人在东莞热热闹闹地过了一个春节。照这样继续发展下去，大庆和他媳妇，他的儿子和小女儿，从此便会成为南方的新移民，与家乡的联系将变得更加疏远。

上次回家里人的家乡祭扫，发现从前的鱼塘都给填了，变成了一片麦田。于是问大庆，麦子是谁种的。因为一户两户农家不可能种这么多的麦子，栽种，田间管理和收获，要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几户人家承受不了这样的大规模的耕作。大庆回答说，是劲牌酒场承包的，收获的麦子用来做酒。难怪我们回到家乡，简直看不到村里人的活动。人都是逐利的，种地不赚钱，汗水白流，当然会放弃。农村人口的外流，直接导致宗族的凝聚力渐渐崩溃，乡村文化也随之消歇。我搞不清楚这是一件好事呢，还是坏事。

辛亥革命之后，伴随着民国的建立，又伴随着五四运动对于封建文化与制度的打击，乡村的宗法制度渐渐被破坏。1949年之后，一系列的农村社会改革运动，使得传统的宗族力量趋于解散。所谓的乡村自治，因为宗族管理体制的缺位，变得更像是一种自上而下的行政管理。合作社，人民公社体制，说到底就是基层行政单位。现在有一种提法，说要探索回归到从前的乡绅治理农村的状态。我觉得它只是一种乌托邦式的幻想。而且，即使能够实施，我个人对其未来前景也抱有悲观的态度。

我不懂农村，未来的农村将会是什么样子，也难以预测。改开时期，我国曾经介绍过美国的大农场耕作方式，介绍的那位农场主是谁，我忘了，不知道是不是韩丁。因为分田到户，农村个人承包，这种大农场的方式也没法实施。现在，随着农村人口的逐渐流失，要解决种田问题，解决粮食问题，解决农民收入问题，依然让人感到棘手。现在外出，经过农村，大批的田野荒芜，而我国的粮食却大部分依赖着进口。

这当然不是我能够考虑得了的事。过十年二十年三十年，我已不知身在何处。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还是通达一点的好。

吃饭间，我示意家里人去买单。她下楼之后打电话问我们是几号房间。我说了房号，家里人说，兔子把单买了。大家都说兔子不好，大庆和兔子是客人，让客人买单，我们面子上不好看。兔子说，你们都是长辈，理所当然应该由我这个晚辈来买单。大庆喊我们姑姑，姑爹，兔子则是我们的孙辈，所以他说晚辈一点也没错。我的意思是，兔子这一辈人，已经完全算不上农村人，言谈举止和做派，与城里人没有丝毫的差别。

大庆小我两岁，在农村生活了大半辈子，连这样年龄的人都在去农村化，今天的农村还能剩下什么人呢。

配一组手机拍摄，用手机自带功能处理的牡丹花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