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面·祥云湾衍庆堂

昨天翻检照片，发现一件很糟糕的事情，又找到了两幢没开门而又有铭牌名目的古建筑，一座是衍庆堂，一座是百越楼。如此一来，便有五座楼没写，这可怎生是好。先写着再说吧，脚踩西瓜皮，滑到哪里算哪里了。这篇来个创例，就叫它“中二”吧。先写两座没开门的。

第一座在一凡楼以外的正在建设的地区，最早开放的南门那一块，这座楼叫叫衍庆堂。牌子上是这么写的：来自江西宜春樟树市，木雕显爽朗赣匠之风，线条古朴大气。此宅系清代名臣辛从义祖产，原来是梯级错落的六间大房，毁于嘉庆年间的一场大火，火后只剩下三间。道光十一年重建，辛从义堂弟辛从悌在此生活居住七年，之后一直完整保存至今。

这一条没太多可说的。历史上真有这个人，不过他叫辛从益，字谦受。如果说衍庆堂是从江西宜春市的樟树市搬迁过来，是辛从益的祖产，和历史资料也不相吻合，因为辛从益是江西万载人，万载与樟树还隔得有点儿远。说辛从益是清代名臣也稍微有些儿过分，他在嘉庆、道光年间做到了二品官员，相当于今天的省部级领导，也进入了《清史稿》，但放到整个清代视野中，还是微不足道。

衍庆堂的门楹也是林则徐的字：重镇风清关四扇，崇朝云起岳三峰。这是林则徐路过潼关时所撰的一联。前面说了，聚贤堂的两对门楹都是林则徐所写，看来祥云湾的主事人对于林则徐情有独钟。

第二座叫百越楼，门前牌子上写的是：百越楼，来自浙江金华，为官员叶新养老宅地。他为官刚正严明，日日自省。乾隆十三年，成功平反南丰饶令德冤狱，保全了二百余人；后因赣县抢夺拒捕案被弹劾免官，留下一句话：“今而后可无疚于心矣！”

叶新也是进入了《清史稿》的人物，不过他进入的是《循吏列传》。铭牌上写的这两件事分别发生在他任建昌知府和赣州知府的时候。第一件事是他新任建昌知府，勘核发生在南丰县的案件，认为其中有误。因为叶新上任之前，这起案件已经做成了铁案，逐级上报到了中央，所以复核起来相当麻烦。叶新亲自带着与案情有关的七十多名人犯到南昌巡抚府核案，告诫这些人犯说，你们不要跑一个人，如果有人跑了，只有我给你们抵命了。巡抚知道这事，非常吃惊，赶紧再次上报中央，中央觉得事大，急令两江总督派专员复查，最后得以澄清冤情，解救了两百多名无辜人员。

第二件事也和一个案件有关。说有人犯抢夺罪，又拒捕，抓捕归案之后，正适朝廷修改了法律，新律和旧律对此类案件的量刑，轻重相差悬殊。叶新认为，既然案件发生在旧律未改时期，应该按旧律量刑，而绝大多数官员，包括他的上级都认为，既然皇上颁布了新律，那么应该按照新律来量刑。后来又因为其他的案件与同僚意见相左，没法沟通，一怒之下递上辞呈，不去上班了。上司多次规劝仍不改其志，于是遭到弹劾，被免去了官职。这就是铭牌上说的，他留下了一句话说“从今以后可以问心无愧地做人了！”然后归隐回到他的这座百越楼，十年之后去世。

新律和旧律发生冲突，在今天的司法实践中也比较常见，它涉及到法律的追溯力的问题。这就说到我自己经历的事情上来。当然，先打个预防针，我没犯罪。1997年，我国刑法做了一次全面的修改。那年，我报名参加了律师资格考试，刑法应考资料中，便有很多类似的案例题，让考生来判断如何量刑。这种案件有很多种情况，比如行为和结果在新法修改之前便产生了；行为发生在旧法期间，结果发生在新法颁布实施期间；行为过程很长，跨越了新法和旧法期间等等。法官面临这种案件，的确有点儿挠头。

我们举个例子，比如“贪污”，“诈骗”这一类罪名，有一个罪量要素，叫做“数额”，起诉书和判决书上大致上会使用三种描述，即：“数额较大”、“数额巨大”、“数额特别巨大”。随着国家经济的发展，刑法及其司法解释，也在不断地对它们进行修正，这三个标准一直在发生变化。按照什么原则来判刑，在司法实践中也会出现一些不同的意见。当然，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不能等同于万恶的封建社会，司法人员清正廉洁，依法办事，不徇私情，不像古代的官吏，“上意”即法律。今天的司法出了问题也只是对于法律的理解的问题，是一个技术上的问题。

而叶新和同僚的争执，问题的症结并不出在技术上，而是出在对于皇上的忠诚度上。所以，《清史稿》将叶新放到“循吏”里头，便是表扬他的刚正不阿。

顺便扯两个野棉花。第一个野棉花是，我在1990年代末参加了三次律师资格考试，每次都以几分之差没能获得律师资格。律师资格考试是选拔性考试，而不是达标性考试，每年的合格分数线都不一样，偏是我这人进步很慢，每次都跟在录取分数线后面的三五分赶，最大一次的距离是八分，每年成绩虽然有所增长，也赶不上分数线的增长，就如工资的增长永远赶不上通胀的增长一般。当然，差三分和差一百分的下场都是同样糟糕，唯一的区别是，索性差了一百分也好，让人断了继续努力的念头，差了个三五分，总觉得不过偶尔失误，还有机会、有念想，直到最后一次差了八分，便有些愤然，心说，MD，又不靠这个吃饭，费时耗力实在是太不划算，这才断了念头，再也没参考了。

第二个野棉花是，“循吏”这个词是司马迁发明的。他的《史记》中有一部《循吏列传》，用他自己的话来说，记载的是“奉法循理之吏”。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政治思想可靠，与党中央保持一致，清正廉洁，奉公守法的各级领导干部。同时，司马迁还发明了一个词，叫“酷吏”，因为在《史记》中还有一部《酷吏列传》。司马迁语境中的“酷吏”也不全然是以权谋私之辈，有很多人只是站在忠于职守立场上，主张严刑峻法，手段有些残暴而已。

比如说郅都这个人，办事雷厉风行，手段激烈。比如济南有个姓瞷的大家族，宗族有三百多家，是当地一霸，济南太守也拿他们没办法。汉景帝便任命郅都为济南太守，郅都到了济南，二话不说，把瞷氏家族的头头脑脑们全都给杀了，其他恶霸吓得要死，不敢作乱。一年之后，济南的治安做到了道不拾遗。后来因为临江王在郅都的中尉府受审自杀的事情，得罪了窦太后，郅都被免除了官职，汉景帝私下派人任命郅都为雁门太守。匈奴人知道郅都的名声，敬畏有加，都离开了汉朝边境，直到郅都死去，都不敢靠近雁门关。

又比如张汤，是历史上著名的酷吏了。他为人巧令伪饰，一味阿上，人称其为“诈忠”。汉武帝受人挑动，问张汤之罪，张汤没法开脱，上疏谢罪，自杀身亡。上疏中也不忘拉了垫背的，说，“汤无尺寸功，起刀笔吏，陛下幸致为三公，无以塞责。然谋陷汤罪者，三长史也。”不过张汤这人为官很清廉，他死后，家里仅有五百金，而且都是来自于汉武帝的赏赐，没有多余的钱财。其母将张汤“载以牛车，有棺无椁”，简单地埋葬了他。汉武帝知道这事之后，一怒之下，把三长史全给杀掉了。

《史记》这部著作的确很伟大，它创制了我国历史书写的纪传体体例，后来的二十五史，无一不是按照《史记》的纪传体来书写。南宋历史学家郑樵评价《史记》说：“使百代而下，史官不能易其法，学者不能舍其书，《六经》之后，惟有此书。”

同时，《史记》又是一部伟大的文学著作，鲁迅称之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它的史学成就与文学成就，都是后人无法超越的。我曾经有过一个系列叫《活剥<史记>》，实在是没有多少人看，让人做得好没兴致，这就给停了。其实我个人觉得那个系列做得还算挺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