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山西大同“订婚强奸案”二审维持原判，被告席某某以强奸罪被判处三年有期徒刑。

我觉得，这一判决在中国法治进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它明确了：男女双方发生性关系必须得到女性的知情同意，尊重其自主权。

只不过，这样一个简单的法理原则，在社会引发了激烈争议，争议点在于传统观念与现代法治之间的拉扯。

相信有关注这个案件的人都知道，在案件的审理过程中，舆论场上为被告叫屈的声音此起彼伏，甚至一度占据上风。

被告方的辩护策略大致可分为三类。

第一类，试图否认性行为的发生，或是坚称没有充分证据证明发生了性行为，主张 “疑罪从无”。但法院最终以确凿的证据，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条，有力地证否了这一说法，认定席某某强奸事实成立。

第二类，辩称性行为是双方自愿的亲密接触，甚至认为订婚、同居关系就意味着女方默认了性行为，这也是争议的焦点所在。

第三类则是影射女方诬告，编造诸如 “骗婚”“敲诈” 等不实谣言，试图抹黑女方形象。但女方是否存在品德问题，与被告是否实施强奸行为并无直接关联，此类言论不仅无助于案件的公正审理，更是对女方的二次伤害。

这些辩护策略背后，暗里就是对女性身体自主权的集体无意识否定。

审判长的判决书明确指出：“与妇女发生性行为不能违背其意志，与双方是否订婚没有关系。”

这就完全打破了传统的“订婚即有性权利”观念。

回顾历史，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女性长期缺乏身体自主权。传统婚姻由父母主导，女性在婚姻和性行为中几乎没有话语权，婚内性行为是否正当，并不取决于女性的意愿。

即便到了明代，男女订婚未过门私下通奸，无论自愿与否都要受罚，而处罚原因是对家长权威的冒犯。

举个例子，乾隆年间一位因抵抗未婚夫圆房而丧命的童养媳被旌表为烈女，朝廷赞许的并非她的个人意愿，而是她对“父母之命”的顺从。

而到了现代，社会对 “强奸” 犯罪的理解深受西方影响，西方法律传统强调婚姻中双方的 “自主同意”。

但颇具讽刺意味的是，也因此产生了 “婚内豁免权” 的概念，认为女性一旦结婚，就负有提供性服务的义务，这在一定程度上仍是对女性自主权的忽视。

如今的中国女性，在婚姻观念层面面临着双重困境：一方面，传统观念中对女性权利保障的缺失依然存在影响；另一方面，现代婚姻虽强调自主同意，但不少人错误地将订婚、接受彩礼等行为等同于女性对性行为的默认。

从社会舆论的反应来看，“发生性关系需获得女性同意” 这一法治理念根本没有深入人心。

可以说，一些男性普遍存在错误认知，就是将女性的正常社交行为错误解读为性同意的信号。

网上曾经流传这样一句话：“有相当比例的男性认为，女性只要答应跟自己吃饭就等于答应跟自己上床。”

从目前引发的争论来看， “订婚强奸案” 虽然给受害者带来巨大压力，但从长远来看，它对社会进步意义非凡，让全社会更加清晰地认识到法律的边界和女性权利的重要性。

或许，我们也该思考一下，既然订婚不能成为侵犯女性性自主权的借口，那么在婚姻关系中，妻子的个人意愿是否就能被随意忽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