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宗棠名声在外苦于没有名份】

在湘军集团这一特定历史语境下，能跻身核心领导层级的人物屈指可数。若将曾国藩置于领军地位之首，那么胡林翼与左宗棠则可视为处于同等重要的次席位置。相较而言，他们二人在资历与威望方面，远非后起之秀李鸿章所能比肩。

从历史视角审视，左宗棠的个人履历相较于曾国藩、胡林翼与李鸿章，波折尤甚。以科举功名论，后三者皆出身翰林，而左宗棠科举之路崎岖，仅获举人功名。此情形致使左宗棠在不惑之年以前，长期处于壮志难酬之境。

咸丰三年，左宗棠始获施展其才之契机，彼时他投身湖南巡抚张亮基幕府，后又于继任巡抚骆秉章处任幕僚。此际，湘军筹建方兴未艾。左宗棠虽居幕僚之位，却实际掌控军政大权，堪称“副巡抚”。经其精心擘画，湖南终成湘军稳固之大本营与后勤枢纽，为湘军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咸丰九年，“樊燮京控案”突发，左宗棠受此事件影响，不得不告别骆秉章幕府。彼时，以官文为首的满洲贵族势力对其极力排挤，左宗棠深陷困境，甚至一度面临性命之忧。

咸丰十年，风云变幻之际，太平军一举攻破江南大营，自此长江以南地区清军防线全面瓦解。彼时，湘军集团于清廷镇压太平天国政权的局势中，脱颖而出，成为中流砥柱。左宗棠，在这一关键历史节点，凭借其卓越才能，获授四品京卿衔，协同两江总督曾国藩操办军务。此举标志着左宗棠正式跻身于清廷军事指挥序列，拥有了官方认可的正式名分，开启其在晚清军事舞台上的重要历程。

咸丰十一年，杭州城于战火中沦陷，彼时浙江局势岌岌可危。在此严峻形势下，曾国藩凭借其卓越的识人之明，举荐左宗棠出任浙江巡抚一职，旨在令其统率军队进入浙江，以应对太平军势力。左宗棠凭借非凡才略，在短短一年之内，便从仅有四品京卿虚衔之位，荣升至掌控一方军政大权的封疆大吏，其能力之卓绝，于这段历史进程中彰显无遗。

【楚军的建立和左宗棠个人势力的崛起】

咸丰十年，左宗棠于襄办军务之际，自行招募组建一支武装力量，命名为“楚军”，兵员规模约五千余人。待其擢升为浙江巡抚，旋即投身于江浙地区战事，与此同时，其所率楚军亦持续扩充。

同一时期，李鸿章统领的淮军于上海地区稳步扩充。历经不足两载，淮军规模便扩充至八万人之众。凭借上海雄厚的经济支撑，淮军得以大规模配备西式军械，进而成为继湘军之后，国内军事力量中排名第二的主要军事力量。

相较于李鸿章所处局势，左宗棠面临的状况殊为不同。彼时，浙江大部分区域已陷入沦陷境地。宁波，作为全国知名商埠，与上海类似，然而，从其在国内经济格局中的地位与功能、进出口贸易规模以及工商业发展程度等多维度考量，均与上海存在显著差距。

需明确的是，左宗棠彼时长期于皖南、赣东北及浙江西部区域投身战事，而宁波与之相隔甚远。由此可见，左宗棠并不具备如李鸿章那般自宁波获取财政支援的条件。从客观环境因素考量，左宗棠在这一方面相较于李鸿章，着实处于劣势。

从个人条件维度审视，左宗棠相较李鸿章具备更为突出的优势。左宗棠曾长时间执掌湖南军政事务，于湘军集团内占据举足轻重之地位，拥有显著影响力。湘军将领群体中，诸多未获曾国藩充分信任与重用者，更倾向于效命于左宗棠。

以湘军老营王鑫所部为例，堪称典型。王鑫乃湘军初创之际的嫡系核心力量，其部战斗力强劲。然而，王鑫个性清高孤傲，与曾国藩所秉持的建军理念存在抵牾。岳州之战败北后，王鑫率领的军队近乎全军覆灭，旋即遭曾国藩决然舍弃。

左宗棠以其卓越的识人之明，洞察到王鑫出众的军事禀赋。于奏报湘潭大捷之时，在未告知曾国藩的情况下，果断将王鑫的赫赫战功列入其中。此一举动，无疑为王鑫摆脱彼时所处的困境带来了转机。

未几，左宗棠饬令王鑫招募乡勇开赴湖南参与战事，随着时间推移，队伍规模逐步扩充至三千余人。王鑫对左宗棠此举心怀感恩，深以为德。此后，二人缔结儿女亲家之缘，至此，彼此关系益发稳固。

王鑫因伤病故后，其麾下部众旋即成为左宗棠楚军之核心力量。此支精锐后续由王鑫胞弟王开琳与王开化统辖指挥。

在湘军人才体系中，刘典与杨昌濬堪称不可多得之干练人才。然而，尽管具备卓越才能，他们在彼时却仕途蹇舛，壮志难酬。与此同时，原属王鑫军的张声恒，以及来自杂牌湘军的营官崔大光、罗近秋等一众将领，皆非曾国藩之嫡系部属。这些将领后来经由左宗棠的战略整合，纳入其麾下，为左宗棠军事力量的发展壮大贡献力量。

左宗棠个人势力崛起的显著表征之一，是其与曾国藩在关系层面保持了适度距离。相较于淮军，楚军在后续发展进程中，受曾国藩的节制力度明显较弱。

【楚军的扩编和特点】

在李鸿章着手筹建淮军之际，曾国藩以类似“助力奠基者”的角色，对其予以大力扶持。曾国藩从湘军现有的编制体系里，特意抽调出数营兵力，为淮军的初创提供了关键的核心力量，这一举措犹如为新组建的淮军赋予了坚实根基。

左宗棠所率楚军，未获曾国藩施以任何助力。左宗棠借由其与王鑫之特殊渊源，以王鑫旧部作为中坚力量，成功构建一支别具一格之队伍。此部队既异于曾国藩之嫡系，又能为左宗棠所全面掌控。

同治元年至同治二年期间，伴随浙江地区逐步收复，楚军规模持续扩充。左宗棠秉持稳健策略推进军事部署，其举措之一为从外省进行兵力调遣。例如，将原驻广西的蒋益澧部与原驻湖南的刘培元部调入，两部合计兵力达一万三千余人。

其二，对原有军事力量进行扩充。以张声恒所部为例，初始仅辖一营兵力，后经发展扩充至三千人规模。与此同时，刘典与王文瑞统领的两支军队，规模亦不断扩大，最终扩充至一万一千余人。至同治三年，该部再度招募新兵三千人，进一步壮大了军事力量。

其三，针对杂牌军队与太平军降兵开展整编工作。以王德榜所率江西杂牌湘军为例，该部险些遭曾国藩裁撤，后左宗棠将其收编。不仅如此，左宗棠还从浙江、福建原有的绿营军中，精心筛选出部分青壮编入营中，通过这些举措，优化军事力量构成，提升军队整体战斗力。

杭州克复之后，左宗棠收纳太平军将领蔡元隆、何培章、邓光明等人归降。此后，左宗棠对所收降部加以整饬改编。至同治三年时，楚军规模扩充至六万人。

前文已对楚军特点予以简要阐述。楚军显著特征在于，其招募诸多与曾国藩关系疏离、存有矛盾甚至交恶的原湘军将领。此辈与曾国藩情谊淡薄，而左宗棠对他们有重生再造之惠。凭借这一层关系，左宗棠得以对楚军实施有效掌控。

若将淮军视为源自湘军，隶属于曾国藩麾下旁系之师，那么楚军实则已在很大程度上摆脱湘军体系，不再受曾国藩辖制。尽管左宗棠身为湘军资深元老，且楚军将领多出身于湘军，但基于习惯认知，人们依旧将楚军归置于湘军集团范畴之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