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旗制度作为清代政权的核心根基，其初始阶段仅设满洲八旗。伴随历史演进，在后续发展过程中，逐步增置蒙古八旗与汉军八旗。至皇太极执政时期，八旗制度正式确立并形成固定规制。不过，需明确的是，虽同属八旗体系，满洲八旗与蒙古八旗在地位上却高于汉军八旗。这一状况深刻反映出清代最高统治者奉行的“重满抑汉”这一基本治国方略。

从具体层面剖析，汉军八旗在诸多方面相较于满洲、蒙古存在差距。汉军八旗的社会地位，仅稍高于汉人阶层。

【其一、精锐部队向来不募汉军】

对于研究清代兵制的人士而言，应当知悉，八旗军队主要划分为在京八旗与驻防八旗两大类别。其中，在京八旗承担着拱卫京畿的重要职责，在整个八旗体系中，其军事战斗力堪称最强。

在京八旗由诸多营伍构成，前锋营于其中堪称精锐翘楚。该营规模不大，员额仅1700余人。前锋营之建制，早在清军入关前便已设立，彼时称作巴牙喇前哨兵。此营秉持少而精之原则，其成员皆从历经无数战役幸存的将士里精心遴选，性质类同于现代意义上的特种部队。值得注意的是，前锋营兵员选拔范围仅限于满洲、蒙古各固山，汉军并不在其选拔范畴之内。

护军营，作为八旗体系内规模可观且具精锐特质的军事力量，其兵员遴选自满洲、蒙古的固山。与关外时期的巴牙喇类似，护军营的总体兵力大致维持在1.5万人上下。

此外，火器营与圆明园护军营，皆为精锐之师。在选拔官兵时，二者有着极为严格的限定，仅从满洲、蒙古族群中择取，汉军则被明确排除于选拔范围之外。

上述各营肩负着守护皇城与圆明园的重大使命，作为距离皇帝最近的八旗军事力量，其职能至关重要。从如此部署不难洞察，皇帝对汉军旗尚怀有一定程度的戒备之心。究其根源，在于皇帝秉持“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观念，将汉军旗人仍视为汉人，此乃深层次的对汉人的歧视之举。

汉军各固山官兵，于军事编制上，多分布于骁骑营、步军营等远离帝王亲卫范畴的军种。从人员配置比例来看，汉军旗成员在地域部署上，更大程度地被分派至京畿地区与各省实施驻防任务。

【其二、无法入选侍卫】

侍卫一职，堪称满洲与蒙古贵族子弟踏入仕途的重要途径。鉴于此，皇帝在选拔侍卫时态度审慎，标准严苛。早在顺治初年便明确规定，侍卫的遴选范围仅限于上三旗，下五旗人员则完全不具备入选资格。

自雍正朝以降，侍卫选拔标准出现一定程度的调整，其门槛有所降低。在此背景下，汉军旗人于侍卫选任中亦偶有崭露头角之例。然而，从整体选任情况来看，汉军旗人获选侍卫的实例相较于其他群体，实属鲜见。

然而，存在一种特殊情形。对于汉军旗人而言，若其家族世袭高等级爵位，诸如公爵、侯爵、伯爵之类，在此条件下，其子弟便拥有更为充裕的契机入选侍卫。以侍卫之职为进阶基础，进而有可能擢升为更高层级的八旗武官，或获外放任职，执掌封疆大吏之权。

侍卫体系存在明确的等级划分，其中御前侍卫与乾清门侍卫所处级别最为尊崇。值得注意的是，担任此类职位者，皆为满洲、蒙古上三旗旗人。这是由于他们肩负随侍皇帝之重任，故而对其忠诚度有着极高要求。相比之下，汉军旗人在皇帝的考量中地位相对较低，基于此，皇帝自然不会将如此关键且重要的岗位赋予汉军旗人。

【其三、选官方面劣势明显】

在清代，于京城内各部院衙门所设之官缺，依身份类别细分为宗室缺、满洲缺、蒙古缺、汉军缺以及汉人缺。于核心部门的职位设置方面，满洲与蒙古人员在选任上享有优先权，且此类人员所能获取的官缺数量亦远超汉人。此举措旨在维护满蒙旗人于政治层面所拥有的特权。

以位居核心地位的户部而言，其官缺配置呈现如下格局：尚书一职，满、汉各设一人；左右侍郎，满、汉均各设二人。郎中的任用，宗室占一人，满族十七人，蒙古族一人，汉族十四人；员外郎的安排，宗室二人，满族五十六人，汉族十四人。

从表象观之，郎中、员外郎在满汉人数分布上，差异似并不显著。然而，若将视角置于全国总人口这一宏观背景下，便会发现满蒙人口占比不及汉人之百分之一。由此推及选官层面，满蒙旗人在选官时，约呈三选一之态势；反观汉人，选官比例则为数百选一，二者差距悬殊，比例极不协调。

汉军旗人于官缺设置方面，处于满蒙与汉人之间的特殊位置。依定制，汉军旗人可授所有汉缺，然而满蒙缺则对其设限，不得担任。此外，存在部分专为汉军旗人所设之官缺。由此可见，就官缺范畴而言，相较于满蒙，汉军旗人可选择的空间明显更为狭窄。

【其三、经济待遇不如满蒙】

以京师八旗诸营为证，相较于绿营，八旗官兵所获俸饷颇为优渥。然而，于八旗体系内部，俸饷标准乃是依据兵种差异而精准设定。

清朝军队编制涵盖骁骑、马甲、领催、步甲、炮甲及匠役等多种类别。在俸饷体系中，骑兵所获薪酬最为优厚。汉军八旗的人员构成，多为步甲与炮甲，于骁骑营内，马甲数量仅占极少数。就兵役而言，因兵种差异，汉军八旗所领取的俸饷，总体上较满、蒙八旗更为微薄。

此外，在八旗官兵遭遇婚丧等事宜时，依例皇帝会予以赏赐。然而，此等赏赐待遇主要面向满蒙旗人。对于汉军旗而言，即便有幸获赏，其赏赐额度亦相对较低。

长期以来，汉军旗人在政治与经济待遇方面，相较于满蒙旗人，始终处于相对劣势状态。然而，至乾隆时期，即便这已然处于劣势的基本特权，亦遭到进一步削减。

乾隆年间，满蒙人口呈繁衍之势，致使国家财政负荷加剧。鉴于此，为稳固满蒙旗人的特权地位，乾隆帝颁令部分汉军旗人“出旗为民”。此举之下，相当数量的汉军八旗成员身份转变，降为普通民籍，与汉人享有同等社会地位。

以范文程家族为例，其作为久居辽东的汉族群体，在历史进程中较早归附清朝，于清朝开国之际建树卓越功勋。李之芳家族凭借与爱新觉罗氏的联姻关系，致使其子孙后代在诸多方面与满蒙旗人并无二致。此外，佟佳氏家族亦颇具代表性，因家族中曾有女性册立为皇后，故而部分家族成员被抬入镶黄旗满洲，而另一部分则依旧留于汉军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