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讲大九卿与小九卿】

相较之下，九卿的概念相对易于领会。在常规语境中，九卿通常涵盖六部、都察院、大理寺以及通政司这九个衙门的正职官员，此即所谓“大九卿”。

然而，经审慎审视不难察觉，其中或存若干问题。于明代，大九卿位高权重，于朝堂之上拥有显著影响力，乃辅助帝王治理天下的关键核心阶层。

与此同时，相较于清代，明代文官的品级整体偏低。以尚书为例，其仅为正二品官员。由此可见，明代大九卿无论是所处部门，还是职务对应的品级，均契合“大”这一特性。

清朝入关定鼎之后，在制度层面承继明制，对先前所称之“大九卿”予以官方认可。然而，清王朝的官僚体制与明代存在显著差异。于清代大九卿体系中，大理寺卿以及通政使司的官员品秩均为正三品，相较六部尚书与左都御史（雍正初年，左都御史品秩擢升至从一品），其间品级差距颇为悬殊。

更为窘迫的情形是，于京师各部院衙门的堂官体系内，翰林院掌院学士、理藩院尚书、内务府总管以及宗人府丞的官阶品级，均高于大理寺卿与通政使司。由此可见，清代所谓的大九卿，实则是受传统思维模式的左右，这并不足以佐证大九卿在地位上就高于其他衙门的堂官。

此外，在清代，各部院堂官的设置施行满汉双轨制度。以六部为例，便设有12位尚书。而所谓“大九卿”，从数量范畴来讲，属于宽泛指代，并非明确的定员。因此，“大九卿”在本质上，更倾向于是一种概念性的统称，于学术研究或历史探究而言，无需对其具体所指进行过度深入的钻研。

若大九卿的定位明晰可辨，小九卿的界定则显得模糊不清。于明代，关于小九卿的阐释存在多种版本。一种观点认为，太常、京兆、光禄、太仆、詹事、国子、翰林，再加上左右春坊，构成小九列衙门；另一种说法则将太常、詹事、京尹、光禄、太仆、鸿胪、国子、翰林、尚宝列为小九卿。

清代时期，官场对于“小九卿”这一称谓的重视程度已然式微，且相关职官划分陷入更为繁杂紊乱之态。自清中期以降，在官僚体系中，凡六部、都察院、大理寺及通政使司以外的各寺、院、监之正职官员，皆可被冠以“小九卿”之名。

值得留意的是，无论是大九卿抑或小九卿，其界定的首要条件在于须担任衙门正职领导，与官员品级并无本质联系。正因如此，诸如正二品的侍郎以及正三品的左副都御史这类副职官员，并不被列入九卿范畴。

【再来说九卿会议】

在清代典籍记载中，每逢遭遇重大军政事宜，若皇帝难以即刻定夺，通常会颁下谕旨，责令大学士、军机大臣联合九卿共同商讨。此即所谓的九卿会议。

事实上，从执政表现来看，清代诸帝皆秉持勤勉理政之态，其整体执政能力较明代帝王更为突出。清代时期，皇权呈现高度集中态势。于国家重大事务的处置，特别是对外军事行动等关键决策方面，皇帝多独揽大权、乾纲独断。即便是有所咨询，范围亦极为有限，仅局限于执掌政务的军机大臣，鲜少会向大理寺卿、通政使司等官员征求意见。

在司法领域，九卿会议于处理重大且疑难的刑事案件时最为常见。刑律因其高度的专业性，要求参与者具备深厚的专业素养。鉴于皇帝虽居统治之位，但对于大清繁杂的律例难以做到全面精通，故而在面对此类复杂刑案时，通过九卿会议集思广益就显得尤为关键。

所谓九卿会议，其参会大臣官员范围，并非仅局限于六部、都察院、大理寺与通政使司的主官。雍正七年曾明确规定，除大九卿外，翰林院、詹事府、科道官员，以及宗人府丞、太常寺卿、太仆寺卿、光禄寺卿等衙门主官亦需列席。

自雍正朝起，九卿会议的范畴发生显著拓展。原本局限于九卿的会议，此时几乎囊括在京各重要衙署的主官，即该会议实际上已演化为“九卿翰詹科道会议”。

在关乎重大刑案的商议过程中，绝非如儿戏般随意，并非人人皆可置喙。刑部，作为国家最高司法机构，承担着主持相关会议的职责。大九卿基于刑部预先通报的案情，得以发表各异的见解。

小九卿于相关会议中仅扮演列席角色，并无权介入讨论环节。待各方经充分研讨，形成统一决议之际，具备在文件上画题列名资格者，唯大九卿而已。

从某种层面剖析，九卿会议在封建政治体制中的角色，近似于当代的常委会。其中，大九卿犹如常委会核心成员，具备发表异见及参与投票之权，于决策过程中起着关键作用。而小九卿，其地位类似于列席旁听人员，并不具备投票与决策权力，仅承担观察、了解会议进程及相关事务的职责。

随着时间推移，九卿会议渐趋流于形式。在顺治与康熙统治时期，九卿及科道官员对该会议的参与态度尚显积极。彼时，若遇意见分歧，他们常据理力争，气氛颇为热烈，乃至针对同一案件，亦会多次召开会议以谋定论。

自康熙末年以降，九卿会议便渐显形式化之态势。究其根源，司法工作具备高度专业性，对专业知识要求颇高。然而，刑部以外之堂官，诸如翰林、詹事、科道等官员，多以进士身份入仕。他们深受儒家思想浸润，内心秉持儒家正义观念，却普遍欠缺刑名相关经验以及基础法律知识，此乃九卿会议流于形式之关键缘由。

在此情形下，便衍生出相关问题。刑部秉持规范化的司法定罪流程，其所有判定前提均严格以法律条文为根本依据，即以法为基进行定罪。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参与会议的九卿，通常会从伦理道德及情理层面出发实施定罪。

在司法定罪体系中，“天理”“人情”与“国法”皆为重要考量维度。然而，封建王朝统治下，皇帝在裁决罪犯定罪事宜时，往往更倚重刑部这一专业司法机构。随着时间推移，刑部在司法决策中的主导地位愈发凸显，而与之相对，除刑部外的其余九卿，在司法事务中的影响力逐渐式微。长此以往，九卿会议在司法实践中逐渐丧失实质作用，仅存形式，此种演变态势具有一定的必然性。

需明确，上述阐述主要聚焦于刑部相关情形。而当事务范畴拓展至钱粮、人事及其他政务领域时，九卿会议或会呈现出若干具备实质意义的内容。然而，不容忽视的是，从整体层面审视，九卿会议大体上仅充当了一种形式化流程，实则为皇帝在表面佯装倾听大臣谏言时所借助的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