咸丰大钱诞生的历史背景】
咸丰帝在位伊始，便遭遇太平天国运动这一重大历史事件。该农民起义历时十四载，其规模与影响极为深远，一度对清王朝的统治根基构成严峻挑战。若不是曾国藩投身其中，凭借其卓越的军事才能与政治智慧组织抵抗，清王朝极有可能面临鼎革之变。
嘉庆、道光时期，国势渐趋衰落。至咸丰一朝，国家长期积累的弊病已然深重。其中，财政困境成为最为显著的症结。咸丰帝登基之际，国库存银数额降至历史低点，实际库存不足一千万两。
咸丰元年，库内存银几近枯竭。彼时，前线战事紧迫，催饷军报加急飞递京师，纷至沓来。然户部财政窘迫，已无饷银可拨。咸丰帝为保江山稳固，从皇室开支着手，力行节俭，削减宫中各项用度。不仅如此，他还下令熔铸前朝所藏金器、铜器，以充军费。然而，面对庞大繁杂的战事开销，此类举措虽用心良苦，却收效甚微，难以从根本上缓解财政困境。
咸丰三年四月，刑部尚书周培祖等朝臣建言，朝廷遂决议开铸大钱，以应对当下紧迫的财政困局。回溯历史，历代当国家财政面临窘迫之境时，常以铸行大钱或推行新币之策，实现财政资金的募集。
在1853年至1861年这一时期，户部宝泉局与工部宝源局所铸铜大钱，按银钱兑换比例折算，价值达四百五十余万两白银；与此同时，铁钱局铸造的铁钱折合成白银，亦有三百七十五万两之多。此二者合计，约为八百二十六万两白银。若将各省所铸大钱一并纳入统计，不难发现，清朝政府借由滥铸大钱这一货币发行手段，对民众财富进行搜刮，旨在直接扩充国库收益。
咸丰时期，因推行大钱铸造举措，致使彼时作为常规流通货币、面值为一文的“小平钱”，如康熙通宝、雍正通宝等小钱的数量呈现相对稀缺态势。
清朝时期，咸丰一朝的货币体系紊乱程度堪称之最。彼时，于市场流通的货币，除咸丰通宝与咸丰大钱外，在随后数年，朝廷相继推出名为户部官票的银票以及宝钞。至此，贵金属货币与纸币并行流通的局面得以形成。
【咸丰大钱的种类】
咸丰三年四月，遵照朝廷旨意，户部宝泉局与工部宝源局率先开铸“当十”大钱，此钱一枚可当十枚制钱使用。随后一年间，铸币种类不断扩充，陆续添铸了当十五、当五十、当百、当二百、当三百、当四百、当五百乃至当千的铜大钱。不仅如此，除户部、工部所属铸钱机构外，各地方省份的铸钱局亦获朝廷许可，参与大钱的铸造工作。
为实现有效甄别，咸丰大钱形成了两种相异称谓。其中，面额处于当五十及以下者，被命名为“咸丰重宝”；而面额达到当百及以上的，则被称作“咸丰元宝”。
值得留意的是，在该历史阶段，太平天国政权已据有长江以南的广袤地域。其间，作为南北交通要道的京杭大运河，陷入停运状态。由此，云南、广东等地的铜质原材料，难以输送至京师及各省。
在当时原材料供应短缺的严峻形势下，铸大钱这一举措旨在通过盘剥民众以获取巨额利益。在此背景下，各省不得不将原本于市场中正常流通的制钱予以熔毁，进而重新铸造大钱。
在特定历史时期，原材料获取渠道受阻，且不具备开采铜矿的客观条件，同时原有制钱存量亦极为有限。基于此严峻形势，咸丰皇帝颁布旨意，正式批准铸造铁钱与铅钱。这一决策导致在当下的古钱币市场中，咸丰朝所铸的铁钱与铅钱数量颇为可观。
咸丰大钱在形制上显著区别于普通制钱，其呈现出更为硕大且厚实的特征。从铸造规范来看，遵循面额与重量成正比的原则，如面额最高的“当千”大钱，其重量介于70克至80克之间，直径约63毫米，厚度约5毫米。然而，因当时缺乏统一规范标准，致使京师地区与各省份所铸大钱在品相方面存在差异。
从整体层面审视，于铸币体系中，由户部宝泉局与工部宝源局所铸造的大钱，不仅在含铜量方面占据优势，且铸造工艺精湛，呈现出极高水准。与此同时，江苏宝苏局所铸大钱，其质量亦堪称上乘。在古钱币交易市场这一特定领域，因铸造省份的差异，各类大钱的市场价格存在显著差异。
咸丰大钱问世未久，户部旋即察觉到异常状况。于当时的货币流通市场而言，大钱的认可度颇为低下。例如，面值当千的大钱，在实际交易过程中，其价值仅相当于七百文、六百文，甚至降至四百文、五百文。依此类推，其余各类面值的大钱，在市场流通时，价值均遭大幅折减，近乎减半。
咸丰四年，朝廷明令终止铸造面值为当二百、当三百、当四百及当五百的货币。至咸丰五年，当一百与当五十面值的钱币铸造亦宣告停止。自此之后，于京师的货币流通市场，仅余当五、当十与当十五三种大钱通行。与此同时，其他各省的货币流通情形，亦大致相仿。
咸丰大钱于货币收藏领域，总体存世量较为稀缺。在收藏界，藏品数量多寡与收藏价值紧密相关，此乃咸丰大钱备受青睐的关键因素。据御史见解，当二百、当三百、当四百、当五百及当千等面额的咸丰大钱，相较于其他面额，更具收藏潜力。究其根源，在于这些大钱的发行周期极为短暂，仅历时一年。
咸丰大钱，在形制与面额方面，与清代其他各朝制钱存在显著差异。然而，就此判定其为清代最具价值之钱币，未免有失偏颇。咸丰朝之后，“祺祥通宝”与“祺祥重宝”问世，从收藏价值维度审视，此二者更胜一筹。
咸丰帝龙御上宾后，顾命八大臣为嗣皇帝钦定“祺祥”这一年号，旨在彰显新朝之全新气象。彼时，身处热河避暑山庄的肃顺等人，旋即饬令户部开铸祺祥通宝与祺祥重宝。
辛酉年间，慈禧太后策动辛酉政变，随后将皇帝年号更易为“同治”。受此影响，处于形制确定阶段的祺祥通宝与祺祥重宝，未能正式推行流通。此批制钱，作为“样钱”，其铸工精巧细腻，工艺精湛。在清代钱币收藏领域，一直享有“清钱第一大珍”之美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