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清代官场生态中，陋规堪称吏治腐败的关键肇因。所谓陋规，并非正式法律、法令、则例及规制所明确规定的公务范畴，而是于公务体系之外，在上下层级之间或同级衙署内部，依据沿袭的旧例成规开展的具有贡纳或贿赂性质的交往活动。这些不成文的“规例”，共同构成了“陋规”这一特定概念。
陋规并非清代独有的现象，早在明代便已广泛流行。然而，相较于其他朝代，清代陋规发展至登峰造极之境，呈现出类别繁杂、形式新颖且覆盖范围广泛等显著特征。
在清代官场这一特定历史情境下，究竟存在着多少种名目各异的陋规？为使诸位对这一历史现象形成相对全面且深入的认知，御史将就此论题，展开系统阐述。
依据定制规范，每逢年节、官员寿辰，抑或新官履新、上司卸任之时，下级官员需以馈送银两或财物之形式，行此特定之举，该行为被称作“常例”。此风在地方官员群体间极为盛行，已然成为一种普遍现象。
各级地方政府机关及其官吏，凭借所掌控的行政职权，向下属衙门及官员索要银两与礼品。为应对此类不成文的陋规要求，下级官员借助手中权力，在赋税征收环节，除额外加征火耗、平余、杂派等款项，以满足办公及自身用度之外，还将剩余部分用于向上级衙门馈赠财物。
从类别划分的角度审视，地方官场中存在的陋规，大体可归纳为以下几类：
首先，节礼与寿礼在传统中国社会交往中占据重要地位。华夏大地，素以礼仪之邦著称，于社会各阶层的往来互动中，馈赠习俗源远流长且广泛存在。无论是官场交际，还是民间百姓日常生活，每逢佳节或寿诞之际，皆有馈赠之举。例如，民间常以鸡、米等物作为节礼或寿礼相赠。此类基于礼仪规范的往来馈赠，在当时的社会文化背景下，本属常见现象。
然而，若将馈赠之物固定化、金额明确化并使之成为一种制度，实则与馈赠的初衷相悖。在清代官场，存在既定惯例，基层州县官员需于“三大节”（元旦、端午、中秋）及“两寿”之时，向上司诸如府、道、藩、臬、督抚等进献礼金或财物。这些进献内容均有确切规定，数额既不可多，亦不可少。
关于具体数额，依各省实际情形有所不同。以经济繁荣的江苏、浙江为例，其规定知县向上司进献寿礼与节礼，单次额度介于150两至200两之间；而地处偏远的云南、贵州，单次则为100两至150两。仅此类开支累加起来，总数便接近千两。
其二，在旧时官场生态下，当低级官员意图通过建立联系以交好上级官员时，存在两种特定的不正当经济往来形式。其一，若向居于上级官员府邸的仆人馈赠贿银，此等陋习所涉款项被称作“门包”；其二，当面向于上级衙门具体执行事务的胥吏给予贿银，则将该类行为所涉财物称作“茶仪” 。
据道光年间陕西督粮道张集馨记载，年节之时，地方官员向其上司衙门及相关官员进献的礼金颇为丰厚。具体而言，将军于三节（春节、端午、中秋）及两寿（生日）之际，粮道每次需呈送白银800两，另备表礼、水礼八种，同时每次还需送上门包、茶仪各40两。而两都统，每逢节日，各送白银200两，另附水礼四包，每包价值30两。
将军与都统皆为高级官员，其收受的门包、茶仪数额，约在三十两至四十两之间。依此逻辑推断，督抚与藩臬这类官员所涉金额，大抵不会低于此数。而府道一级官员，收受数额通常亦不少于二十两。
从实际情况来看，州县官员因公务需要，频繁前往上司衙门进行汇报工作或执行拜访礼仪。在此过程中，门包、茶仪等费用是每一次行程必不可少的开支项目。经分析可知，相较于“三节两寿”所涉及的规礼支出，此类因日常频繁往来上司衙门而产生的陋规费用，数额往往更为庞大。
其三，在地方行政体系中，总督与巡抚位高权重，于辖域内拥有绝对话语权。他们一方面向下级官员大肆索受陋规，另一方面，基于官场潜规则，亦需向上层官员进行馈赠。其送礼形式遵循固有模式，即每逢三节两寿之际，向在京的大学士、军机大臣以及各部院堂官敬献礼品。鉴于此举乃地方官员对京中要员的馈送，故而所送之物被赋予特定称谓，即“土仪”或“部费” 。
其四，地方官府各职能部门中，存在诸多繁杂的陋规现象。于盐政领域，有所谓“匣费银”；学政范畴，“棚规银”赫然在列；司法机构，“赃罚银”之名亦颇为常见。而绿营方面，通过虚报军队编制名额、克扣士兵粮饷等手段获取的“空额银”，亦是陋规的一种体现。
在地方各级机构衙门中，以陋规银巧立名目的现象，于各榷关及税关表现得尤为突出。例如粤海关、九江关、凤阳关、芜湖关、荆关、临清关、扬州关、杀虎口等地的榷关与税关，其手段繁多，衍生出分头银、担头银、验仓银、开仓银、神船银、帖写银等诸多名目的陋规银两。
在官场生态中，陋规之所以广泛流布，究其根源，存在多方面因素。其一，部分官员企图借陋规这一手段谄媚上级，以期获得青睐；其二，有人将其作为晋升之途的“润滑剂”，试图借此攀升仕途；其三，陋规也成为一些人沆瀣一气、共同谋取非法利益的工具。上述种种行径，致使贪污现象呈蔓延之势，其恶劣影响波及吏治领域，使得官场风气急剧恶化，近乎陷入无法挽回的境地。
雍正年间，朝廷洞察到相关问题的严峻性，遂推行耗羡归公之策，并为官员发放养廉银，旨在遏止官场贿赂之风的滋生与扩散。然而，就实际成效而言，此举措所产生的影响颇为有限。
自嘉庆、道光时期起，一类特殊的官场惯例逐步形成，其表现为对上以特定名目供奉钱财、物品，对下则凭借职权索取银两与财物。随着时间推移，此类陋规不仅公然盛行，且呈现出难以遏制的态势。面对此种局面，朝廷在权衡利弊之后，无奈选择承认其合法性。
在历史长河中，各朝各代皆存在一些积弊已久的政务弊端。从常理而言，若封建王朝的最高统治者以坚定不移之决心推行革新，致力于革除这些弊政，往往能够达成目标。然而，清朝作为封建皇权高度集中的朝代，康熙帝、雍正帝、乾隆帝三位帝王又均以强势著称，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针对当时官场广泛存在的陋规问题，他们为何未曾采取实质性的整治举措，着实引人深思。
究其根源，陋规背后最大的获利者实则为皇帝。依据不成文惯例，每逢帝后诞辰、皇太后寿辰，诸如大学士、尚书、侍郎以及各省督抚等官员，皆需向皇帝及宫廷进献贡物，其中涵盖寿佛、书画、金玉古玩等诸多品类，且贡物数量颇为可观。
此外，帝后寿辰之际，均会举办盛大庆典，其所需费用，相当一部分由各省分摊。以乾隆五十五年乾隆帝八旬万寿为例，彼时全国满汉文武官员所呈报效银两总计达99万两。其中，江苏省官员自行筹措并报效的银两便有6.2万两。
在封建统治体系下，当皇帝要求官员进行报效时，从官员的立场而言，他们决然不会自掏俸禄中的银两。究其缘由，俸禄对于官员自身的经济维持至关重要。因而，官员往往会借助加征赋税、摊派费用等手段，将这一负担转嫁给广大百姓。事实上，所有因陋规而产生的支出，最终均毫无遗漏地转嫁到百姓身上，使百姓承受了本不应有的经济重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