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律师来帮忙# 作为暴力工具，警察‬自带‬服从性与强权性的‬职业标签。警员对职业身份的认知，在与外界互动中形成，且偏重政治功能，视自己为政权保卫者。身份界定复杂，政府、公众、警察自身立场不同，解读各异。警员身份认同多参照政府态度，公众视角及职业社会功能被忽视，警察身份认同弱化。集权体制下，警察文化与政府强权文化结合，形成官本位文化，警员将职业角色预设为暴力工具，认为与公众间为管理与被管理关系。在当代警察身份认同中，“暴力工具”为核心，“社会管理者”为主要身份，“人民公仆”名存实亡。警员对政府高度忠诚，执行命令时绝对服从且高效，身份等级中“暴力工具”高于其他身份。 许多警员纷纷吐槽，政治任务频繁且耗时，无形中加重了他们的工作负担。警察常被分配至非本职工作中，不仅额外增加了工作量，还让警察成为了替罪羊。作为“国家执法人员”，他们本应享有自主性，权益应受法律严格保护。然而，在政府眼中，警察或是暴力工具，或是强权机器；只有在公众面前，他们才是真正的执法人员。警察的身份赋权受政府主导，公众影响微弱。尽管法律保障了警察“国家执法人员”的身份，但行政干预过大，警察行动常需配合政府，而非基于执法权限。同时，警察身份赋权偏重执法权力，缺乏权益保障机制，警员维权难成为突出问题。 警察的核心职责是打击犯罪，维护社会治安，应定位为“犯罪终结者”和“治安稳定的维护者”。然而，现实中警察常需扮演“公众服务员”角色，尤其是社区警务中，警察常履行社会工作者的职责。由于“人民公仆”身份认同未完全建构，许多警员对扮演社会工作者角色感到困惑甚至抵制，质疑警务工作范畴。部分警员在工作中自行划分警务等级，重视刑事和重大治安案件，对群众纠纷或公民求助则态度冷漠，认为这属于非警务工作。实际上，警察职业身份界定本身无误，问题在于角色过载，警察被过度使用甚至滥用。警员对“社会工作者”身份的抵制，也凸显了警察职业认知与政府及公众期望之间的偏差。 警察被政府和公众简单定位为“解决问题”的工具，使‬警察职业权益成为牺牲品。政府和公众在使用警力时，往往忽视警察的管辖权限和职业角色，造成警察身份认同困惑，职业荣誉感难以建构。警察在角色扮演中本能抵制损害自身权益的行为，强化“违法犯罪打击者”、“社会稳定维护者”的角色认同，抵制“人民公仆”、“社会工作者”角色。功利主义文化盛行下，警察职权滥用问题在所难免，警察既是受害者也是施害者。法律对警察身份赋权失衡，执法权益保障机制不完善，警员身份认同困惑不断。政府运作机制倾向于牺牲警察权益息事宁人，公众挑衅、媒体干涉警察执法频发。 警察的正常执法权益难以得到充分保障，加之社会执法环境日益恶化，许多警员在执法时选择成为“旁观自保者”。尽管警察内心渴望成为“公众保护者”，但受限于执法权和社会问题前期处置者‬的‬身份‬，往往只能无奈选择旁观。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警察组织内部惩戒文化的影响，以罚重于奖为核心规则，使警员更加关注自保。同时，职业身份控制能力不足也让警察缺乏安全感，担心身份随时可能被突发事件剥夺。归根结底，警察身份赋权问题亟需得到法律保障，只有这样，警员在执法过程中才能减少风险顾虑，警察的职业荣誉感和安全感问题才能迎刃而解，并从根本上解决警察职业身份认同的难题。 公众与警员对警察身份社会地位的感知存在巨大差异，根源在于警察身份赋权不充分。尽管政府和法律赋予了警察“执法权威”的身份，但赋权不充分加上执法环境恶化，公众频繁挑衅警察权威，而警察维权乏力，警察自认为职业社会地位低下，成为政府利益的牺牲品和体制的受害者。群际比较和角色转换产生的落差也加剧了警察身份认同的困境，与其他公务员、甚至他国警察比较后，深感待遇差、执法权少、地位低。职业身份的社会阶层归属直接影响警察的职业荣誉感、满意度和自我价值认同，而当前警察的执法权威地位不断受挑战，公众不配合、执法难成为常态，进一步削弱了警察对自身职业社会地位的认知。 构建清晰明确的职业身份对警察及警队至关重要。警察职业身份冲突对警员的自我价值、职业满意度和荣誉感有着直接影响，进而波及组织文化，影响警队整体运作。身份认同是动态的，随社会文化、价值理念及组织制度机制的调整而变化。外在环境作为不可抗因素，使身份随社会价值理念被动改变；而组织内在机制可控，可通过限定和法律赋权重塑职业身份标准，并融入社会价值理念。职业身份认同的转变需经历长期过程，期间警察身份冲突难免，政府和公众会调整角色期待，警员也会在冲突中调整认同标准，最终达成身份认同，此过程需多方共同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