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律师来帮忙# 自上世纪70年代末以来，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我国社会各领域经历了深刻变革。面对日益严峻的社会治安形势，公安机关承受着前所未有的压力与挑战，因此进行了一系列机构改革，在职能转变、关系理顺、组织结构调整及警务工作运行机制建立等方面取得了积极成果，并积累了宝贵经验。然而，公安工作仍存在感性胜于理性、局部优于整体、眼前利益重于长远规划的问题，根本在于组织结构瓶颈未得深刻认识与有效解决。在现代信息社会，传统的‬“金字塔”式组织结构的弱点日益‬凸显，而‬扁平化理论则‬备受重视。 我国现行公安机关组织结构宏观上实行四级制，包括公安部、各省（直辖市）公安厅（局）、市公安局或地区公安处、县公安局（市区公安分局）；微观上则呈现为三级制，即地级市公安局、城区公安分局或城郊县级公安局、公安派出所。这种层级组织导致信息传递链条较长，信息由省公安厅传递至基层民警需经过多层机构，易造成信息阻滞和失真，影响沟通效率、决策速度和管理效能。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公安机关按照中央要求进行了四次机构改革，旨在转变职能、理顺关系、精兵简政、提高效率。虽职能转变、人员减少、机关精简，但机构数量却逐增，公安部局级机构由1983年的20个增至1998年后的27个。 “扁平化”组织结构是与传统的“金字塔”式组织结构相对而言的，后者由高层、中层及基层管理人员构成多层级结构。而“扁平化”模式起源于企业管理，核心理念在于打破部门界限，使员工绕过中间管理层，直接面向顾客，对总体目标负责，以群体协作优势占据市场主导。该模式通过减少“金字塔”结构的层级，促进管理信息的传递与处理，提升效益。这一理念对政府部门组织改革具有深刻启示，特别是公安机关。随着我国经济体制从计划转‬向市场，公安机关职能也随之调整。考虑到公共财政理论下政府（公安机关）作为公共安全产品的提供者，需优化与市场、社会的关系，提高管理‬效率。 我国公安体制改革涵盖职能调整、机构改革、人事制度改革及工作机制改革等多方面，始终致力于提高效率、降低成本、整合资源。改革虽取得阶段性成果，但公安工作运行机制中的组织结构未根本改变，警务改革陷入警察职能膨胀失调与紧缩调整循环、组织机构精简与膨胀反复，以及权力下放与上收拉扯“三大怪圈”。实践中，警务活动与管理体制的矛盾日益凸显，受社会政治体制改革和政府机构改革进程的制约，公安机关组织结构臃肿、业务交叉、人浮于事、机关化作风严重、基层警力不足等问题仍未得到有效解决，成为制约公安改革深入发展的瓶颈。因此，推行公安机关组织结构的“扁平化”改革势在必行。 我国公安机关管理体制的改革受多重因素制约，尤其是‬组织结构“扁平化”改革步伐缓慢‬。公安改革涉及机构编制、经费、人事等维度‬，缺乏配套政策与全局性支持，都‬难以单独推进。同时，公安内部思想观念保守，不少民警坚持“三个不能变”的观念，影响改革落地效果。法律法规配套缺失也使改革缺乏制度保障，如吉林辽源、江西新余等地设立的“警察署”“警务局”因无法律依据最终被调整。受‬经费问题的‬掣肘，组织结构调整带来的人事成本与运行支出巨大，使得许多地方公安机关在改革中面临沉重负担，难以维持长期推进。由此可见‬，要实现真正的公安组织改革，必须在体制、观念、法律与财政等方面形成合力。 要在公安机关真正推行组织结构“扁平化”改革，就要重新设计组织结构，压缩管理层级，改变传统观念，利用信息技术优化行政流程，推进“电子警务”建设，提高工作效率。明确公安机关职能定位，依照市场经济规律规范公安职能，进行行政流程再造，实现职能明晰、流程优化。加大内设机构改革力度，打破警种界线，重组合并职能相近警种，重点整合分局一级机构，撤销不必要的公安分局，建立高效、廉洁的公安机关。完善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度，保障体制改革顺利进行，确保警力下沉，干部选拔着眼于基层，保障基层民警话语权，吸取外国先进经验，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警察管理制度。 对公安机关进行“扁平化”结构改革，将有助于提升见警率，同时能有效解决组织结构重叠的问题，提高办事效率，增强组织的应变能力，并激发民警的自主性和创造性。在推进“扁平化”结构的过程中，需强化外部监督，并建立专门的行政申诉制度和绩效评估制度。本文‬虽然提出了城市公安组织结构改革的扁平化模式，但这只是一种改革思路，各地公安机关仍‬需结合本地实际情况，才能探索出行之有效‬的改革路径，真正发挥公安机关的职能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