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律师来帮忙# 2016年修订后的《公安机关人民警察奖励条令》（简称《条令》）正式施行，成为新时代公安奖励制度的核心规章。尽管《条令》未对公安奖励制度作出明确定义，但参照《公务员奖励规定（试行）》，公务员奖励是基于工作表现、成绩贡献或突出事迹给予的。同时，警察荣誉制度是围绕人民警察荣誉所制定的一系列政策、法令、章程，对增强公安队伍凝聚力战斗力至关重要。结合“四句话、十六字”建警治警总要求，公安奖励制度的‬核心内涵可概括为：‬奖励公安工作中表现突出的集体和个人，激发调动公安机关和民警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促进公安队伍建设和公安工作发展的规范体系。 公安奖励制度随公安队伍的创立与壮大而发展，早在中央特科时期就已存在对保卫干部的奖励。1937年延安市警察队的成立，标志着人民警察队伍的建立。1941年，《陕甘宁边区警察工作规则》首次明确提出对表现优异的警察人员给予奖赏。1956年，公安部为统一奖励标准、规范程序，制定了《人民公安机关立功创模运动试行办法》，开启全国公安奖励制度的探索。但此制度极度依赖立功创模等运动，缺乏长效机制。1957年，公安部政治部将立功创模运动改为先进工作者运动，既将公安奖励融入地方管理，又加强了党的领导，体现了党对公安机关的领导，该运动在中共中央及各级党委的直接领导下开展。 1984年，第五次全国公安政治工作会议制定并颁布了《人民警察奖惩条例（试行）》，这标志着公安奖励工作迈入了划时代的新阶段。《条例》总结了历史经验，将公安奖励制度从立功创模和先进工作者运动中独立出来，开启了公安奖励制度发展的新篇章。它首次明确了公安奖励制度的发展路径，结合国家公务员奖惩规章和军队纪律条令，科学规划了未来发展方向。同时，《条例》与公安政策、制度紧密相连，为公安奖励提供了坚实的法理和制度支撑，结束了“运动式”奖励时期政策与标准的不确定性。此外，《条例》统一了公安英模奖励标准，规范了奖励体系，极大地提高了公安奖励制度的科学性和规范性。 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对公安工作高度重视，对民警关怀备至。公安奖励制度建设不断迈向规范化、制度化和科学化。2015年，公安部对《公安机关人民警察奖励条令》进行了修订，新版条令着眼于公安队伍的正规化建设，理顺了与公务员奖励制度的差异，对奖励的类别、对象、等级以及条件、标准、权限、实施等各环节作出了严格规定；同时，侧重基层一线，明确规定基层和实战单位的奖励数量占比，极大激发了基层干警的工作热情；此外，新版条令还强调了党对公安机关的绝对领导，对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的评选从严要求，并提高了科学化程度，全面规范了表彰奖励工作的各环节，确保奖励制度有章可循。 公安奖励制度的发展受多重因素驱动。理论上，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公安理论为其奠定了坚实基础，指引制度不断成熟完善，着力锻造公安铁军。政治上，民主集中制的明确将奖励制度纳入地方党委领导，解决了党对公安奖励工作的领导问题，实现了党政统一，每一步程序都置于党组织的坚强领导下。社会经济上，随着社会稳定和公安机关职能平衡，奖励制度急需科学设计，完成了从依赖政府到依据法律法规的飞跃。精神上，公安英模精神构成制度的精神内核，激发着发展动力。法治上，公安工作法治化建设为奖励制度提供了坚实法理依据，制定程序更加科学合理，监督检查更加严肃，确保了制度的规范性和公正性。 推动公安奖励制度发展，需坚持以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公安理论为指导，确立科学方向，以党的绝对领导为核心，赋予制度政治灵魂。要协调好各项因素关系，科学认识公安职能变化，使制度适配社会发展，维护国家安全与社会稳定，弘扬公安英模精神，总结历史经验，提高制度设计本领。同时，要加强法治化、规范化建设，杜绝“一言堂”，消除奖励单一化，整合奖励体系，做好互动宣传，使制度落到实处。此外，要做好“两条线”设计，建立三层双线指挥体系，广泛吸纳各方参与，根据实际情况科学决策，通过民主集中制形成制度设计与实践意见，确保公安奖励制度从设计到实践符合客观规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