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则天作为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帝，一直定都洛阳（神都），但是到了晚年，武则天却把首都从洛阳迁回了长安，背后交织着政治权谋、权力过渡需求、经济考量及个人情感等多重因素。

一、政治正统性与权力过渡的布局

1. 李唐正统的象征回归

长安是李唐王朝的旧都，承载着“天命所归”的政治象征。武则天虽以武周代唐，但晚年面临继承人问题（子嗣皆为李唐血脉），重返长安可淡化武周政权的革命性色彩，为政权回归李唐铺路。

神龙政变前夕的铺垫：701年武则天改元“长安”，次年返长安居大明宫，隐晦释放“还政李唐”的信号，缓和与李唐旧臣的矛盾。

2. 制衡洛阳新兴势力

武周时期洛阳成为权力中心，形成以武氏子弟为核心的官僚集团。迁回长安可削弱洛阳集团的垄断，重新拉拢关陇贵族（李唐支持者），平衡朝局。

二、经济与军事的现实考量

1. 关中资源的战略优势

洛阳虽处漕运枢纽，但依赖江南粮运，易受截断。长安所在的关中平原虽需应对粮食供给压力，但拥有更成熟的军事防御体系（如潼关天险），便于应对突厥、吐蕃等边疆威胁。

晚年契丹叛乱（696-697年）后，武则天可能意识到洛阳在北方防线中的脆弱性，重返长安以强化中枢防御。

2. 漕运危机与财政压力

武周后期漕运系统因战乱频发（如契丹南侵河北）受阻，洛阳粮食供应紧张。长安虽需依赖陆路运输，但关中屯田基础较好，可缓解短期危机。

三、个人情感与身后事安排

1. 落叶归根的心理需求

武则天14岁入宫，青年时期在长安度过，对旧都有深厚情感。晚年可能出于“荣归故里”的心态，选择在长安终老。

长安的大明宫是她与唐高宗共同理政的场所，重返此处或为追忆高宗，强化自身作为李唐“儿媳”而非武周“开国之君”的形象，缓和身后评价。

2. 陵墓选址的政治隐喻

武则天与唐高宗合葬乾陵（位于长安西北），其选址与修建贯穿武周时期。返长安可亲自督导陵墓工程，确保死后与高宗同葬，暗示武周政权最终回归李唐法统。

四、宗教与意识形态的调和

1. 佛教与儒教的平衡

武则天在洛阳大力推行佛教（如龙门石窟卢舍那大佛），以宗教神化统治。但长安作为儒家礼制中心（如太庙、郊祀场所），重返此地可修补与儒家士大夫的关系，重塑“天子”而非“弥勒转世”的君主形象。

2. 弥合“武周革命”的裂痕

武周代唐引发士族激烈反对。晚年返长安，通过祭祀李唐宗庙、恢复部分旧制，淡化政权更迭的颠覆性，为李唐复辟提供合法性依据。

历史影响：重返长安的深层意义

武则天迁回长安并非简单的地理迁移，而是晚年政治路线转向的标志：

①从“革命”到“回归”：通过空间上的“去洛阳化”，弱化武周政权与李唐的割裂，确保权力平稳过渡。

②为神龙政变埋下伏笔：长安作为李唐复辟的象征舞台，张柬之等发动政变拥立中宗时，选择在此地行动更具正统号召力。

③历史评价的自我修正：武则天最终以“则天大圣皇后”身份入葬乾陵，而非武周皇帝，其重返长安的决策恰是这一身份转变的关键铺垫。

结语:武则天重返长安，是权力暮年对历史潮流的妥协与顺应。她以迁都之举，在个人意志与王朝命运之间找到微妙平衡，既保全了武周政权的短暂辉煌，又为李唐复兴留下转圜余地。

这一选择，折射出古代政治中“天命”与“人事”的复杂博弈，亦展现了武则天作为政治家罕见的自我纠错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