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李嘉诚旗下长和集团计划出售全球 43 个港口的消息引发广泛关注，其中与美国贝莱德集团主导财团的交易，更是让中国外交部 “喊话”。4月27日，市场监管总局一则声明更是震动商界，这背后到底隐藏着怎样的缘由？为何中国的反垄断调查会介入这一跨国交易呢？
反垄断法的“红线”《中国反垄断法》中，对经营者集中有着明确规定。经营者集中通常有三种情况：一是通过协议达成；二是借助股权变更实现；三是以合营形式完成管理权的集中。一旦形成垄断，将会受到法律的规制。
在判断是否需要进行反垄断申报时，有着清晰的量化标准。如果企业在全球同类业务一年收入超过 120 亿人民币，并且在中国境内有两个经营体年收入超过 8 亿，就必须申报。
即便在境内业务经营额只有 40 亿，但只要有两个经营体年收入超过 8 亿，同样需要申报。而且，即便不满足这些标准，一旦被认为有可能产生不正当竞争，依然要进行申报。
以李嘉诚的和记黄埔为例，2024 年其码头运营收入高达 452.82 亿港元，约合 58 亿美元，远超 120 亿人民币的标准，且其最主要盈利区域就在深圳和中国香港。
不仅如此，李嘉诚旗下 43 个码头，在 2023 年就已占据全球市场份额的 10%，2024 年更是增长至 11%。所以有明确的法律条款依据，对李嘉诚此次是公事公办，必须接受中国反垄断审查。
瞒天过海的“拆分算盘”面对反垄断调查，企业往往会想方设法应对。就像当年欧洲对科技公司Meta（前身为 Facebook）、美国对苹果等企业，都曾发起反垄断调查，这些企业也都采取了各种应对措施。
此次李嘉诚也有自己的盘算。据媒体披露，长和集团计划将出售的 43 个港口拆分为 “41+2”，其中 “2” 指的是巴拿马运河两端的港口。为什么要拆开呢？
有分析人士一针见血地指出，长和集团此举安排巧妙，让意大利航运巨头 TiL 主导收购 41 个普通港口，表面上降低了美标签的敏感性，而对掌控全球海运命脉的巴拿马运河两端战略港口，则依旧安排美企贝莱德财团持股 51% 实现实质控制，前者是给后者充当掩护。
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巴拿马政府此前调查发现，李嘉诚在运营过程中存在未按合同执行、未缴纳相关费用等问题，可能会收回其对这两个码头的运营权。而这两个码头在贝莱德的采购计划中占比重大，巴拿马方面如果施压，这两个港口长河集团也不是想卖就能卖的。
另外即便拆分后只剩 41 个港口，依然是符合反垄断法的调查条件。那么问题来了，长和集团是否会进一步拆分以规避审查呢？如果是合法拆分，将股权分散出去，李嘉诚会遭受巨大利益损失，毕竟交易目的多为获利；若不分散股权，还是无法逃脱审查。
交易审查目光长远中国对此次交易的审查，重点在于评估其是否会对中国远期利益造成影响。在当前国际形势下，特别是特朗普时期美国推行政策促使产业回流，对中国船只加征费用等背景下，不得不考虑此次交易完成后，美国是否会在其他资产运营方面对中国进行 “吃拿卡要”。
尽管理论上要遵守当地法律，但当地法律是否会配合美国政策，存在很大不确定性。
全球 41 个港口，295 个泊位，分布在众多国家，调查周期必然漫长，甚至可能长于特朗普的四年任期。但中国一切依法办事，审查的合法性与合理性至关重要。
中国的反垄断审查并非针对李嘉诚个人。早在 2023 年，中国就曾禁止某企业收购脱皮西以垄断巴西莓注射液，因为一旦垄断可能导致价格上升。
海外也不乏类似案例，美国无论是拜登政府还是特朗普政府，都对日本新日铁购买美国钢铁一事进行限制，要么不允许，要么只允许投资但不能控股。印度也对沃尔玛收购本地商超展开反垄断调查，防止市场被外资控制。
李嘉诚出售海外港口虽看似与中国内部市场无关，但从交易规模和潜在影响来看，完全在反垄断法调查范围内。
虽然通过技术手段可以尝试绕开反垄断，但必然伴随着利益损失。如果想通过交易获取暴利、损人利己，在中国严格的法律监管下，显然是行不通的。
中国的反垄断审查，是基于民族大义与国家利益，旨在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与国家长远战略安全，对任何可能威胁国家利益的交易，都将一视同仁、严格审查。这场持续两个月的“港口争夺战”，早已超越单纯的商业交易，演变为中美地缘博弈与企业国家责任的双重拷问。
文章素材来源钱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