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拨乱反正后的一天，几辆红旗轿车缓缓驶入上海武康路上的湖南别墅，从车上走下一位首长模样的人，在随从的簇拥下来到院中。

从院内走出一位七旬老妇人，她头发花白，满脸皱纹，但是精神矍铄，迈着健步。工作人员恭敬指着老妇人，对首长介绍说：“这位就是毛主席的夫人贺子珍同志。”

然后，他又指着首长对老妇人介绍说：“这是上海市委第一书记苏振华同志。”

首长随即走上前去，紧紧握住老妇人的手，亲切地说：“贺大姐，我是苏振华，我代表华主席和叶副主席来看您！”

接着，苏振华说：“现在局面安定了，华主席和叶副主席让我问问，您有什么愿望，党中央一定会帮你完成。”

听了苏振华的话，贺子珍先是客气地表达了感谢，后又陷入了片刻思索。

1909年9月28日，江西永新县城一个大户人家传出几声婴儿的哭啼，这声音非常高，几乎一整条街都能听得到。

接生婆高兴地说：“恭喜老爷，是个千金。”

婴儿的母亲长叹一声说：“一个女娃娃，哭声这么大，绝对是个讨债的。”婴儿的父亲贺焕文附和说：“是啊，哭声真高，我还以为是个男娃呢。”

这个啼哭声传了一条街的女婴，就是贺子珍。

后来，贺子珍果然跟一般女孩不一样，她不喜欢待在家里，总喜欢到外面去玩。到了9岁时，就嚷嚷着要去跟哥哥一起上学，父亲无奈，只好把女儿送进学校。

原以为上几年学认点字就可以了，谁知道，小学毕业之后，贺子珍又闹着上中学。等到中学毕业之后，贺子珍已经是18岁了，出落成为一个楚楚动人的大姑娘。

在那个年代，18岁已经到了嫁人的年龄，贺焕文开始到处托人给女儿介绍对婆家。这倒不是父亲急着要把女儿赶出去，而是他发觉女儿每天回家跟儿子贺敏学在一起嘀嘀咕咕，不是说“革命”，就是说“斗争”之类的话，让他有点为儿女担心，怕惹出什么事来。

贺焕文的担心没错，女儿在16岁的时候就成为共青团员；儿子贺敏学则更厉害，上中学的时候已经成为共产党员。

一双儿女开始“闹革命”，当父亲的全然不知，知道的时候，为时已晚。正当贺焕文忙着给女儿介绍婆家的时候，传来一个惊人的消息，女儿不见了。

父亲到处打听，没有女儿的消息，晚上回到家里才发现，桌上有一封信，是儿子、女儿写的。原来他俩跟随袁文才参加了永新暴动，然后上了井冈山。

1927年，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的部队登上了井冈山。在开到茅坪的时候，“山大王”袁文才率领农民自卫军前来迎接。

袁文才指着一位姑娘，向毛主席介绍说：“这是我的干妹妹贺子珍。”

毛泽东看着眼前这个身材苗条，眉清目秀的姑娘，很是诧异，如此清秀的女子竟然上了井冈山，成为山大王的干妹妹，多么了不起。

而对于毛泽东，贺子珍则早有耳闻。因为她在上中学的时候，就拜读过毛泽东主编的《湘江评论》，被他的过人才华所折服，为他的革命热情所感染，为他的献身精神所感动。

在与毛泽东握手之后，贺子珍也是在一旁仔细地打量着对方，很快便被他的个人魅力所吸引。

之后，在袁文才的安排下，毛泽东住进了茅坪袁家附近的八角楼。

贺子珍因为有文化，感情细腻，成为毛泽东的秘书。随着时间的推移，两人自己的了解也在不断增进。

1928年2月，毛泽东为了整理宁冈、永新两地的社会调查，在象山庵待了好几天没有出去。作为毛泽东的秘书，贺子珍也几乎没有走出过毛泽东的办公室。

贺子珍负责整理，毛泽东负责撰写，两人废寝忘食，忙得不可开交，但配合地相当默契。也恰恰是独处的这段时光，让毛泽东和贺子珍之间的感情日益加深。

当时，杨开慧还在国民党的监狱里，但是由于井冈山被封锁，外界的消息根本无法得到。为了打击红军的斗志，国民党反动派又频频制造谣言，让毛泽东误以为杨开慧同志已经就义。

据袁文才的妻子谢梅香回忆，当时毛泽东也让一个叫吴福寿的商人，拿着地址到长沙打听杨开慧的消息。吴福寿按地址并没有找到杨开慧，听到的却是她被敌人押上刑场处决的消息。

吴福寿上山后，把这一“噩耗”告诉了毛主席。

即使是杨开慧的堂弟杨开明，也听信了传言，在1928年从山下来到井冈山的时候告诉毛泽东，杨开慧牺牲了。

毛泽东得知后极为难过，终于病倒了。袁文才、王佐看在眼里，急在心里，这才安排贺子珍照顾毛委员。

那段时间，贺子珍作为秘书一直在无微不至地照顾毛泽东，彼此建立了深厚的革命感情。1928年5月的一天，在袁文才的撮合下，毛泽东与贺子珍在井冈山茅坪象山庵结婚。

对于杨开慧的“失去”，毛泽东的心情无比沉痛，此时的他根本没有心情考虑个人问题。但是为了革命工作，毛泽东不得不跟贺子珍结为伉俪。

为什么说是为了革命工作？

因为当时袁文才和王佐不相信毛泽东在井冈山长期坚持下去，怕他会离开。

当二人听说杨开慧同志牺牲后，他们即对毛泽东说：“毛委员，你们红军要在井冈山安家落户，你必须要有个‘压寨夫人’，这个‘压寨夫人’就是我们的干妹子——贺子珍。这样我们才能放心，不担心你们耍弄我们。”（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陈晋回忆）

而贺子珍当时更不知道杨开慧同志依旧还活着，正在监狱里跟国民党做斗争。

无论如何，在革命形势最艰难的时候，19岁的贺子珍义无反顾地跟35岁的毛泽东牵手，将自己的青春献给了革命，献给了党，献给了她的丈夫。

贺子珍不但是毛泽东的人生伴侣，要照顾他的生活起居，同时，她还是一名红军战士。

1929年1月，20岁的贺子珍以毛泽东的妻子和机要科科长的身份走下井冈山，开始了新的征程。1931年，22岁的贺子珍担任中央苏区政府机要科科长。

这时候的贺子珍，已经经历了一场人生的生离死别。1929年，在福建龙岩，贺子珍和毛泽东长女毛金花出生。因为中共红军在当时遭到国民党军队的“围剿”，不得不从龙岩撤离，毛泽东夫妇决定把毛金花寄养到了一户姓杨的人家。

建国之后，贺敏学成为福建省副省长，已经改名为杨月花的毛金花，在别人的帮助下与舅舅相认。

可是贺子珍得知后，却不能和女儿相认，因为她身不由己。同样因为种种原因，毛主席也未能跟女儿相认。

失去女儿之后，贺子珍还失去了她跟主席的儿子毛毛。也是在福建，主席和贺子珍将毛毛托付给了弟弟毛泽覃、弟媳贺怡夫妇抚养，寄养在了老乡家里，最后杳无音信，

这都是后话，暂且不说。

总之，贺子珍为中国革命付出太多，也失去太多。

在长征路上，贺子珍不但要照料毛主席，还要走上战场救护伤员。

为掩护伤员，贺子珍身经百战，多次受伤，她的头、背、肺部被炸入十几块弹片。而且因为条件限制，这些弹片终生没有取出。

新中国成立之后，贺子珍被有关部门被定为三级甲等残疾，但终生没有从政府部门领取过残疾军人抚恤金。

贺子珍说，跟那些为革命胜利抛头颅洒热血的人相比，这点伤简直微不足道。

对于自己对中国革命的付出，贺子珍没有觉得多么了不起，因为她本身就是一名红军战士。她感到遗憾与后悔的，是自己到苏联去，选择了与毛泽东分手。

1937年冬，贺子珍不顾毛主席的苦苦挽留，执意要去苏联治病。不过，贺子珍的第一选择并非莫斯科，而是上海。当贺子珍刚刚启程到达西安，忽然传来消息，上海沦陷了！

一夜之间，上海成为敌占区，自然是不能去了，贺子珍只好暂住在中共驻西安办事处。

就在这期间，毛泽东从延安给贺子珍送过一些东西，同时也写过几封书信进行挽留，而且一封比一封信长，言辞恳切，但是贺子珍主意已定，不为所动，回复给毛主席的只有一只白色手帕，上面还写了非常无情的话！

这足以说明，贺子珍离开延安，毛泽东是不赞成的，甚至还苦苦挽留的意思。

毛泽东的挽留也说明，贺子珍治伤只是她决意要离开的借口。

一是随着革命形势的变化，毛泽东起草的文件越来越多，这些文件都要审阅，抄写，贺子珍有点不能胜任。

因为没有避孕措施，贺子珍与毛泽东结婚十年，一共生过六个孩子，这对贺子珍的身心也造成了伤害，让她无法再像以前那样为主席工作，产生了要离开一段，给心灵和身体放个假的念头。

毛主席之所以挽留，因为二人已经朝夕相处十年，已经成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更重要的是，此刻贺子珍还怀有身孕。

陶铸的夫人曾志也回忆说，毛主席曾经对她说过这么一段话：“不是我要离开她，而是她要离开我。”这也说明，毛主席是舍不得贺子珍走的。

可是，贺子珍去意已决。1937年底，怀有身孕的贺子珍负气飞往莫斯科，这一走，就是10年。鲜为人知的是，在莫斯科，本来是去治疗枪伤的贺子珍，一度还被当成精神病人关到了伊万诺夫精神病院，一关就是2年。

对此，在延安的毛主席是不知情的。当时中国革命如火如荼，抗战形势瞬息万变，苏联又在卫国战争时期，信息处于闭塞状态。直到1947年，吃尽千辛万苦的贺子珍，才在王稼祥夫妇的帮助下回到祖国。

回国后的贺子珍很想回到毛主席身边，可是传来的消息令她吃惊。在她走后不到一年，即1938年11月20日，经过中共中央批准，毛泽东已与他人结婚。而且人家还在1940年，为主席生下一个女儿李讷。

贺子珍终于明白，自己终究已经不能再回到主席身边工作生活了。贺子珍刚回国的时候，被安排在东北财政部和哈尔滨总工会上班。1949年10月1日，喜讯传来，她为之奋斗的革命成功了，她曾经的爱人毛主席登上天安门城楼，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这时候，天安门前欢声雷动，她却无法到北京去，分享这胜利的喜悦。贺子珍很快清醒过来，明白了自己这辈子都不可能再见到主席。

可是让贺子珍没有想到的是，在1959年，分别了二十多年的革命伴侣，竟然在庐山再次相见，像做梦一样。

那天见到毛主席本人后，贺子珍百感交集，她的眼泪哗地一下子流了出来，一句话也说不成了。

毛主席见状，还像以前那样温和地安慰她说：“我们好不容易见面了，你不说话，光哭。”他又问贺子珍：“离开的这些年，你生活得怎样？身体还好吧？”

这么一问，贺子珍一肚子的委屈涌上心头，再次痛哭失声。

过了好久，贺子珍的情绪慢慢平静下来，她仔细打量着毛主席，说：“我身体比过去好多了，你的身体，却好像大不如前了。”

毛主席说：“66岁啦，老了！”

接着，他问起贺子珍在苏联的情况，贺子珍简单讲了一些。毛主席听后，轻轻地叹了口气，说：“你当初为什么一定要走呢？我写了那么多信挽留，可你就是不回头。”

不知不觉，一个小时过去，毛主席站起身说：“时间不早了，我们明天再见面，再谈谈。”

谁知道，贺子珍最终没有等到毛主席的再次见面，这一走，竟然是永别。

毛主席第二天之所以“失约”，是因为陈伯达遇见了贺子珍，向主席夫人打了小报告。因此，主席不得不取消了第二天跟贺子珍见面的计划。

正是因为夫人的小肚鸡肠，才导致了毛主席的“爽约”。由此可见，贺子珍在回国之后先到东北，再到上海，距离北京近在咫尺却不能到北京看看，跟主席夫人有直接关系。

庐山相见后，贺子珍身体出了状况，大病不起，在北京的女儿李敏向父亲提出要接母亲到北京看病，自己也可以搬出去陪她，主席很无奈地拒绝了。

主席反问道：“你妈妈来北京，她能受得了那份气？你以为她不住在北京，她就不受气了嘛！”

因为在那些年，即使贺子珍在上海，主席夫人对她的限制与刁难仍然是无时不在。

主席夫人的秘书回忆说，1971年7月29日，夫人要到青岛疗养，秘书到那儿之后发现麻烦了，因为毛主席的前妻贺子珍当时也在青岛避暑疗养。

秘书认为，假如把贺子珍住在青岛的事告诉夫人，根据她的霸道性格，贺子珍很可能会被赶走，这样会惹出麻烦。如果瞒着夫人，到了青岛以后，万一她知道贺子珍也在青岛，那问题就更大了。

吓得秘书赶紧请示上级，总理出面才摆平此事。到了北京之后，夫人跟秘书秋后算账，大骂道：”贺子珍是什么东西，她有什么资格在青岛疗养？“

由此推断，如果贺子珍真到了北京，主席夫人定将会醋海翻腾，掀起滔天巨浪。

只要主席夫人还在北京，贺子珍是没有机会去北京的，尽管那里有她日夜牵挂的伟人和一起出生入死的战友们。贺子珍对此心知肚明，为自己在毛主席有生之年无法再见到他，甚至在他老人家去世之后也不能去现场吊唁而耿耿于怀。

回到开篇那一幕，直到动荡局面结束之后，苏振华代表党中央去看望贺子珍，并问她有什么愿望的时候，贺子珍沉思片刻，说出了自己三十多年的夙愿，那就是：“去北京，见毛主席，看天安门！”

贺子珍多想亲自到北京去吊唁一下毛主席啊，好在那位夫人已经倒台，再也没有什么人能够阻碍贺子珍回京的脚步了。

1979年9月8日，贺子珍在女儿李敏，女婿孔令华，外孙女孔东梅等亲人的陪同下，来到了毛主席纪念堂。

在进去之前，李敏多次叮嘱母亲：“妈妈，进去以后，您可要忍住眼泪，不要哭啊。”贺子珍艰难地点了点头。可是一脚踏进去之后，贺子珍就不能自已，泪如雨下……

接着，贺子珍为毛主席敬献了一个花圈，上面写着：永远继承您的遗志，战友贺子珍率女儿李敏、女婿孔令华敬献。

只可惜，主席与贺子珍的这场婚姻，注定是一场误会引起的悲剧，这成为贺子珍一生的痛与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