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军阀混战的民国初期，表面上看腐朽的清王朝已经倒下，但实际上无数的“土皇帝”却又站了起来。他们在日本、德国等列强的扶持之下互相攻讦，抢占地盘，百姓可谓是苦不堪言。

面对这一局面，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并没有坐视不管，李大钊先生便是优秀的代表。他和陈独秀等先进学者便在苦苦思索努力寻求强国之道，新文化运动也在他们的带领下方兴未艾。

而德先生、赛先生在经过不断的传播之后，李大钊又和陈独秀先生酝酿成立共产党。共产党成立之后，李大钊又积极的推动国共合作，推动工人运动，反对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不过，这也让李大钊惨遭段祺瑞政府通缉。

李大钊的处境也十分危险，而随着李大钊藏身苏联大使馆的消息的泄露。张作霖迅速下令军警突击搜查苏联大使馆，李大钊最终被捕。

在经过了22天的严刑拷打之后，李大钊被处以绞刑壮烈牺牲年仅38岁。

然而，对于当年参与谋害李大钊先生的反动敌人却一直逍遥法外，踪迹难寻。直到1952年，一位名叫“了明禅师”的人引起了公安部门的注意，随着抽丝剥茧的调查当年的一切才得以真相大白。

1952年，上海市公安局新成分局突然接到一封从北京转过来的检举信。

新成分局局长马益三在阅读了信件后立刻严肃起来。他意识到此事非常重要，第一时间便找来六股股长王天杰，让他也阅读了信件内容。

在这封检举信提到了一位名叫“雷恒成”的人，此人化名“了明禅师”，一直藏匿在上海的市井之中。而他实际上不仅是一个曾经投降于日本人的汉奸，更还是残害共产党早期领袖李大钊的主凶之一。

这封信件里明确提到了关于雷恒成的多条重要线索，包括了雷恒成的体貌特征以及藏身地点大致范围这等关键信息。

其中，甚至于连雷恒成脖子上挂有盖有清末皇帝御像的金色挂表这等隐匿消息都赫然在列。有了这么多清晰的线索，无疑对侦查和抓捕工作提供了很大帮助。

对于此事，时任北京市委书记彭真和公安部长罗瑞卿得知后高度重视，要求迅速查明情况，并将其抓捕归案。

身为股长的王天杰意识到责任重大，局长马益三也不绕弯子，直接开门见山说到：“给你三天时间，把这件事查清楚”。

面对这样的大案，三天时间显然是很紧张的，但王天杰本就是一员干将，做事也雷厉风行。

随即王天杰果断停止手头的其他工作，叫来三个经验最丰富的侦查员，要求他们按照检举信中提到的线索去摸排，但叮嘱他们千万不能打草惊蛇。

毕竟上海城市大了，一旦让此人逃脱了，茫茫人海显然就很难抓到人了。

三人马不停蹄出了办公室就直奔检举信中所列的雷恒成可能藏身于上海跑马厅附近的马立斯路主管派出所——南京路派出所。

他们立刻调阅户籍登记情况，但在户籍档案中却并没有“雷恒成”的名字。

显然，此人已经不敢用真名早就换了假名。既然户籍资料查不到，就只能深入民间询问了。三人立刻去马立斯路附近向周围居民打听这个人，为了避免打草惊蛇，问的时候也很谨慎，避免引起怀疑。

三人问了一个多小时，终于得到了线索。他们得知马立斯公寓有一个留着山羊胡子，年龄也偏大的北方人，此人经常给人算命，自称“了明禅师”。

但居民同时反映此人非常低调，极少和街坊邻居走动，只知道他的北京地方话很标准，是北京来的。

三人立刻回到派出所将相关情况反映给领导，同时调查这位算命老头的情况，户籍资料上显示此人名叫“赵志安”，1948移居到上海，户籍资料上的照片显示此人和检举信中提到的害死李大钊的凶手相貌特征有些类似。

但出于谨慎慎重的考虑，侦查员决定亲自登门一探究竟。

为了避免打草惊蛇，三人中经验最丰富的鲁全发决定乔装上门。

他假扮成一个乡下人，佯装要来上海找工作，穿了当时乡下人典型的服装，灰色长衫、黑色铜盆帽和圆口布鞋。

鲁全发就这样的扮相下敲响了赵志安家的大门。其后，但见一个老太太开门，想来是赵志安的妻子。老妪随即询问鲁全发有什么事，要找谁。

鲁全发不慌不忙，作答道“想请了明禅师算一卦”。老妪认为是寻常算卦人员，便放下戒心，回头对屋子里喊道有客人来了。

进门后，但见一个老头正端坐在藤椅上，其脸型特征正如检举信中所描述的那样，是瘦长脸，山羊胡子。

鲁全发当即和老头聊起来，同时观察此人的一举一动。他为了取信于老头，谎称了姓名、八字、年龄。而雷恒成为了能够诓骗一些钱财，自然也开始说了起来。

期间，鲁全发还接口约好了时间要去找工作，询问老头几点了。老头顺手拿出挂表看时间，就这一瞬间的机会，他看到了挂表上的皇帝头像。

与检举信中描述的一致，毫无疑问他就是杀害李大钊的凶手雷恒成了。

鲁全发在离开马立斯公寓后以最快的速度找到了两名同事，然后沟通了情况，三人当机立断，再次来到算命老头的家门口，只是门一开，三个人便直接冲进去。此时算命老头看到这一幕，也立刻明白了是怎么回事并没有抵抗，便跟着三个人回了分局。

随后，侦查员在居委会干部的帮助下，搜查了雷恒成的家，终于发现了可以证明他身份的证据。

一个盒子里有关于他的各种证件，甚至还有日伪时期的勋章。

可即便事已至此，雷恒成还试图顽抗，拒不承认罪行。

经过长达一个月的耐心说服，10月20日，雷恒成终于放弃幻想，向审讯人员说明了曾经的那段历史。

原来自从段祺瑞政府在1926年下令抓捕李大钊后，京师警察厅一直在找李大钊的踪迹，但始终没有线索。

直到这一年9月，吴郁文（时任京师脚劝提端警察厅侦缉处长）接到陈兴亚（时任京师警察厅总监）的电话，称北郊警察区属抓住了一个党员，此人已经招供了北苑支部负责人的名字。

随后这位负责人又招供了他知道的情况，最终敌人顺藤摸瓜，得知了李大钊在苏联使馆旧兵营内。

1927年3月，此时坐镇北京的张作霖想了一个借口，以查抄苏联使馆西院旧兵营内暗藏枪支的名义，冲入使馆内抓捕。有张作霖撑腰，陈兴亚立刻安排吴郁文、雷恒成和蒲志中等人带着300多人直奔苏联使馆，撞开大门鱼贯而入。

他们先是抓了使馆工作人员，然后冲入旧兵营院内二楼。此时李大钊正和女儿在一起，李大钊手中握着手枪，但被冲进来的军警夺走。

领头的吴郁文直接问李大钊：“你就是李大钊先生吧？”李大钊早已将生死置之度外，语气平静的表示：“对，我就是李大钊。”

李大钊被捕后，敌人用尽了各种酷刑，但李大钊始终坚守信念，不吐露一个字，张作霖最终决定判处绞刑。

4月28日，李大钊等二十人被执行绞刑，李大钊英勇就义。此后，雷恒成继续对共产党北方局下手，陆续抓捕60余名骨干，处死了其中的18人。

东北易帜后，雷恒成见风使舵，先是害死了赵尚志等人，后来又投奔了日军当汉奸。

抗战胜利后，他从国民党监狱中逃脱，此后隐姓埋名，辗转多地。

一切真相大白后，华东局公安部经过讨论，决定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1953年4月26日，这位恶贯满盈的大汉奸和刽子手终于结束了他荒唐的一生。临死前，雷恒成请求不要打他脑袋，出狱人道主义满足了他的临死请求。

而陈兴亚、吴郁文等人也相供认罪证，得到了处罚。

如今当年执行李大钊行刑的绞刑架，则被送到了革命博物馆，默默地诉说着那段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