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荃率军攻克天京之际，忠王李秀成护持幼天王仓促遁逃，然未久即遭擒获。自天王洪秀全辞世后，李秀成实已成为太平天国后期的核心领导人物。依循传统军事惯例与国家礼制，李秀成理当被押解至京师，于午门之前举行庄重肃穆的献俘大典，以此昭告天下太平天国运动彻底终结。
然而，这位颇具重要意义的人物李秀成，却于金陵被曾国藩秘密处决。曾国藩此举，实乃承担着巨大风险，与他一贯谨小慎微、低调行事的风格相悖。在此，不禁引人深思：曾国藩究竟出于何种缘由将李秀成处死？而朝廷又缘何未对曾国藩此举予以追究？
【曾国藩处死李秀成的动机】
天京被克复之后，曾国藩偕同其幕僚赵烈文抵达金陵。彼时，曾国藩所面临的诸多关键难题中，最为棘手者有二。其一，针对洪秀全的亡故情形以及幼天王的行踪去向，应采取何种方式向上奏报；其二，关于李秀成的处置策略，应如何抉择。
在相关历史事件中，曾国藩对于首件事宜的处置极为得当，巧妙地化解了朝廷对曾氏兄弟可能萌生的猜忌。然而，第二件事却颇具复杂性与挑战性，致使曾国藩在应对过程中，历经诸多曲折，于一段时间内陷入犹豫不决的困境。
经深思熟虑后，曾国藩招来赵烈文，与之商讨一项重大决策，即计划将李秀成就地执行死刑，而无需等待朝廷下达相关指令。赵烈文对此亦持有相同见解，他认为李秀成绝不能被押解至京城接受审讯，应在朝廷旨意抵达之前果断采取行动，以免节外生枝。
赵烈文所持观点，促使曾国藩下定了处死李秀成的决断。尽管曾国藩深知李秀成颇具才能，内心深处仍留存着一丝怜惜之意。基于此，曾国藩亲赴李秀成的囚禁之所，与之展开了最后一次交谈。
曾国藩郑重告知李秀成，针对其处置事宜，需遵循朝廷旨意，此非一己所能擅自定夺。唯有待朝廷下达确切指令后，方会予以告知。
次日，曾国藩旋即遣人传讯李秀成，明确表示：依国法，其罪责无可推诿，自身亦难以徇私为其开脱。李秀成闻此，内心深受触动，恭敬回应道：曾中堂之宽厚仁德，已深植于心，此生已然铸错，惟愿来世能以报答。
李秀成受曾国藩精心编造的言辞蛊惑，直至生命终结，始终未能洞悉正是曾国藩主导了对他的处决。值得一提的是，曾国藩在处置李秀成时，展现出相对仁慈的一面。并未依照常规对其施以凌迟这一残酷至极的刑罚，而是仅将李秀成的首级传送至各省示众，随后以棺木收殓其遗体。
曾国藩的举措难称光明磊落，尽显虚情假意之态。他急于将李秀成处以极刑，究其实质，乃担忧李秀成押解至京城后，披露某些于己不利之言论，从而引发朝廷的疑忌。具体而言，原因主要涵盖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圣库”问题至关重要。太平天国都城天京被攻陷之际，曾国荃放纵麾下士兵大肆劫掠。李秀成对此情形了若指掌，倘若他抵达京城接受审讯时如实供述，这对于曾国荃以及湘军其他将领而言，无疑将产生极为不利的影响。而作为湘军统帅，曾国藩亦难以推脱失察之咎。
其二，曾氏兄弟于历次奏报中所陈战绩，存在显著夸大与虚饰之嫌。李秀成抵达京城后，出于求生考量，势必对这些夸大之词逐一予以揭露。
金陵城破之际，湘军行径乖张，其将注意力尽皆置于掳掠财物之上，对太平军毫无戒备之心。在此情形下，幼天王洪天贵福竟得以轻易脱逃，李秀成亦不幸为方山村民所擒获。此等事实一旦公之于众，必然会对曾氏兄弟乃至整个湘军的声誉，产生难以估量的负面影响。
基于上述多方面考量，曾国藩抵达金陵，详尽掌握实情后，经审慎权衡利弊，毅然决然地对李秀成与洪仁达施以死刑。曾国藩深谋远虑，在其认知中，相较留存李秀成，承担一定风险将二人就地处决，方为更为恰当之抉择。
【擅杀李秀成如何得到朝廷的认可？】
曾国藩绝非行事鲁莽之人，在做出处决李秀成这一举措后，必然竭力寻求逻辑自洽之法，以使朝廷确信其此举乃形势所迫、实出无奈。
李秀成殁后，曾国藩旋即呈奏朝廷，详述事由。曾国藩素擅文墨，且身旁有赵烈文这般智谋之士襄助。是以，撰写此类充斥虚言、牵强附会之奏文，对其而言实非难事。经由他们精心筹谋，朝廷竟被蒙蔽，未作异议。
奏折内有一段论述堪称精妙：
臣以为，圣朝天威浩荡，此次荡涤逆乱，除僭称尊号之洪秀全外，其余逆首或可免于献俘。盖陈玉成、石达开之事例在前，已有可循之规。向来首恶押解入京，皆需以善言相诱，并许以不死之诺。然李秀成深知自身罪孽深重，绝无赦免之可能，若途中或绝食自尽，或寻机逃窜，非但难使其伏法受诛，反将遗下巨大隐患。臣与舍弟国荃经审慎商议，见解一致，遂于七月初六日，将李秀成处以凌迟极刑。
在该段表述中，“凌迟处死”一说显系不实之词，其余理由皆为堂皇之辞。曾国藩此举，自陈乃遵循先例，且旨在避免将棘手难题推诿于朝廷。若欲确保将李秀成活体押解至京，就务必要预先应允其不死之条件。然而，以李秀成所犯罪行考量，朝廷实难对其免于死刑惩处。因此，相较将此难题抛诸朝廷，选择就地正法实乃更为妥善之举。
若朝廷拒绝李秀成所提关于保全其性命的条件，亦并非不可行。然而，此决策将引发两种潜在后果：其一，李秀成可能选择绝食，最终导致生命消逝；其二，他或许会因绝望而设法逃离。无论出现哪种情形，相较之下，对其就地正法更为妥当。
若言李秀成系绝食而逝，此说尚具一定合理性；然称其因绝望而遁逃，此论则颇为牵强。曾国藩旋即察觉此情形，故而于奏折之夹片内，复添附一段文字：
微臣于皖任职之际，便已表明对于该酋处置之原则，拟至军营详加考察斟酌后再行具奏。抵营之后方悉，其被擒缚之时，有民众相助，致使亲兵某某伤亡。彼时，该酋虽已被置于囚笼之中，然伪松王陈得风仍对其行跪拜之礼。微臣鉴于其在当地人心未失，党羽根基尚固，为防后患，遂当机立断，决定于当地将其正法。
奏折呈递朝廷后，曾国藩旋即责令赵烈文对李秀成的供词进行整理编纂，此供词便是后世闻名的《李秀成自述》。该供词篇幅宏富，约五六万字，详尽叙述了自咸丰四年起太平天国军事方面的诸多事宜，其叙事逻辑严谨、条理分明。即便是负责整理的赵烈文，亦不禁对李秀成的才识予以高度认可，视其为难得一见的俊才。
曾国藩对该份供词予以高度重视，秉持严谨态度，对其内容逐字斟酌审视。但凡察觉有对己不利之处，便运用精巧手段加以删改。经悉心整理完善后，方将其呈送至军机处。
清廷在获阅曾国藩经缜密筹谋所呈之奏折，以及李秀成的供状后，对此并无异议。盖因曾氏兄弟在镇压太平天国运动中功勋卓著，朝廷实无必要因些许琐事而对其加以刁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