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乾隆长达63年的统治时期，针对汉族官员的防范与抑制力度达到了空前程度。据当时记载，汉族官员于地方任职，晋升至布政使一职便近乎仕途顶点。尽管乾隆一朝存在汉族担任督抚的情况，但此类案例数量极为有限，依官方表述，堪称“殊遇”。

在清朝特定的政治生态下，汉族臣子欲获督抚之职，实非易事。即便有幸得任，其所处境遇亦颇为窘迫。彼时，清廷秉持重满抑汉之政策基调，在此情形下，身为督抚的汉族官员，不仅在行事决策上需时刻留意乾隆皇帝的意向，对于寻常满洲官员，亦须谨慎对待，不敢稍有得罪。

【汉臣被满臣压得喘不过气】

乾隆三十年十一月，两江总督高晋奏报朝廷，称苏州同知段成功彼时罹患疟疾，致使其难以履行检视公文、处理政务之责。在此期间，段成功下属龚玉等人趁机实施贪腐行径，而据高晋所言，段成功对此并不知晓。

乾隆帝目光敏锐，洞察力非凡，面对高晋所呈事宜，旋即洞悉其中破绽，认定此乃蓄意庇护之举。在医学认知中，疟疾发病通常呈现周期性，约数日发作一次。即便病情较重，依常理亦不至致使患者完全丧失行动能力，进而卧床难起，更遑论因此耽搁至关重要的政务处理。

乾隆旋即降旨，对江苏一众高官予以申饬，其中，江苏按察使朱奎扬被着重提及。究其实，此案件的主审者正是朱奎扬。

朱奎扬身为汉族官员，于乾隆帝心中，其印象欠佳。据文献载，朱奎扬初入仕途，任职知县。在数度重要的官员考核——大计之中，皆获“卓异”之评，亦因此，曾多次蒙乾隆帝召见。

然而，乾隆帝经数次召见朱奎扬后，始终秉持其并非栋梁之材的观点。其评价之词颇具深意，诸如称朱奎扬“为人机敏，然格局有限”，又谓其“尚明事理”，还提及“此人堪任盐运使一职”，且断言“若不任用此人，似有屈才之嫌，然其至多胜任按察使之职，更高之位则力有不逮”。

据相关史料记载，乾隆对于朱奎扬的能力评判颇为明晰，在其考量中，朱奎扬所能企及的最高职位不过为按察使，晋升空间极为有限。然而，这位由乾隆钦点任职按察使的朱奎扬，于段成功一案中，却公然违背公正原则，行徇私舞弊之举。此等行径引发乾隆震怒，随即降旨，将朱奎扬与苏州知府孙传柯一并革除官职，并下令将二人拘押至京师，以究问罪责。

朱奎扬堪称一位颇具操守的官员，在其长达数十年的宦海生涯中，于民众间收获了良好声誉。据朱奎扬供认，其行事基于不愿忤逆江苏巡抚明德的考量。明德出身典型的满洲贵族家庭，彼时，他的胞弟和其衷亦在同一时期出任山西巡抚一职。

【汉臣督抚同样也要矮上一头】

段成功身为汉族官员，于任职山西知县期间，获山西巡抚和其衷庇佑。此情形背后，实存利益勾连之嫌。

回溯至三年之前，和其衷前往热河行宫觐见之际，段成功慷慨解囊，奉上白银逾万两，以为和其衷行程之资费。

作为酬谢，和其衷对段成功的行为采取姑息纵容之态，对其贪污腐败行径视而不见。值得注意的是，段成功于山西阳曲知县任内，公然侵吞府库银两。待亏空问题暴露后，和其衷并未履行职责予以弹劾，反而责令山西各州县为段成功填补亏空。

乾隆二十九年，段成功获擢升，出任苏州府同知一职（此职位为知府佐贰官，品秩正五品）。然而，仅仅过了两年，其贪渎行径便暴露于众。

彼时，执掌江苏巡抚一职者乃汉臣庄有恭。庄有恭以状元之资入仕，在清代堪称声名远扬的干练能臣与清正廉吏。从常理推断，于其履职期间，理应不会出现偏袒段成功之情形。

然而，庄有恭获悉段成功相关事宜后，却采取了宽纵之举。其向苏州知府明确表示，若段成功的家人及书役未供认段成功知晓并获取赃物，此事便可暂且搁置。

换言之，庄有恭在处置这起性质恶劣的案件时，秉持着息事宁人的原则。

江苏巡抚既已表明态度，下属经办人员自然不会强行究诘。加之和其衷、明德二人于幕后从中斡旋，意图力保段成功，在此情形下，身为案件主审的江苏按察使，权衡利弊后，只得顺势而为，送此人情。

段成功案发后不久，庄有恭即因调任而卸任江苏巡抚之职，接任者为明德。此后，庄有恭遭乾隆帝责令“据实回奏”，受到惩处。

庄有恭秉持“离任在即，毋须结缘”之观点。于清代官场，历来存在既定规制：在大节无亏的前提下，即将离任之官员，不得对现任官员刻意刁难。与之同理，接任者亦不应为难离任者。否则，此类行径将被视作官场之异态，行事者会遭同僚鄙夷。

事实上，庄有恭并未向乾隆帝袒露内心真实想法，盖因吐露此等心声，于己并无裨益。其心中所虑，关乎满汉关系这一敏感议题。身为汉族官员，庄有恭深知其中利害，对于满族封疆大吏和其衷、明德，既不愿，亦不敢贸然得罪。

在段成功一案中，乾隆帝秉持强硬态度，涉案官员均遭相应惩处。值得一提的是，曾任山西太原知府的刘墉，亦因该案被冠以“包庇下属”之罪名，且险些性命不保。

以段成功案为切入点，能够洞察到，在乾隆统治时期，汉臣官员的处境颇为微妙。特别是在督抚这一官员群体内，汉臣一直被视为异己。这是源于满洲贵族秉持的观念，他们认定大清王朝乃满族之天下，而汉臣并非满族同族，进而持有“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