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的县城，雨天总是带着一股说不出的压抑。我叫周建国，是县纺织厂的机修工，每月48元的工资勉强维持着一家人的生活。这天，我的岳母王桂芝来了，她从颠簸的拖拉机上下来，步履蹒跚，脸色苍白。我赶紧上前扶住她，一股酸楚涌上心头。

岳母说想来城里和我们一起住，她独自一人住在农村老宅，风湿病越来越严重，生活不便。可是，我们只有40平米的小房子，一张双人床，一个衣柜，一个半旧的沙发几乎就是全部家当。

妻子的反应在意料之中，却也让我措手不及。“王桂芝，你咋想着来我们家住啊？你有儿子，干啥不找他们去？别想来我家白吃住！”李芳尖锐的声音，像把刀子划破了雨天的宁静。

岳母解释说大哥家住房更拥挤，小弟住集体宿舍，实在没地方安置她。可李芳不为所动，她紧紧攥着抹布，语气强硬：“那也轮不到我家！我们工资才几十块，哪养得起人？”

我像个局外人，沉默地站在一旁，手足无措。我理解岳母的难处，也明白妻子的顾虑，我该怎么办？

那天晚上，岳母蜷缩在我们的旧沙发上，夜里，我听见她压抑的咳嗽声和轻轻的抽泣声，我的心像被石头压着一样沉重。第二天，我请了半天假，送她去汽车站。看着她佝偻的背影消失在雨幕中，我想起了远在老家的母亲，同样的孤独，同样的不易。

送走岳母，我心里更加烦闷，李芳却轻松了许多。“送走我妈还不高兴啊？”她笑着问我。我无言以对，只是默默地走到窗边，看着外面的雨，想着岳母在车上是否安好。

一个月后，厂里传出分房的消息，50平米的新房，带阳台，这无疑是天大的好消息。李芳为此奔波，甚至给管事的张科长送了糖块。可是，几天后，她失落地回来，说分房优先照顾有50岁以上老人同住的家庭。

我心中一动，想起了岳母，如果她能来，我们就能分到新房了。可是，看着李芳阴沉的脸色，我又把话咽了回去。命运弄人，就在这时，车间的老马告诉我，岳母摔伤了，生活更加困难。

第二天，我瞒着李芳回了趟老家。岳母的房子比我想象中还要破败，漏雨的屋顶，潮湿的墙壁，冷掉的稀饭……我心里一阵酸楚，二话不说，开始帮她修缮房屋。我在村里住了三天，临走时，看着岳母依依不舍的眼神，我暗暗发誓，一定要想办法接她来城里。

回到县城，李芳已经知道了我去看望岳母的事情，她很生气，怪我自作主张。但我将岳母的真实情况告诉她后，她的态度开始软化。我握着她的手，真切地说：“你妈养大了你，如今有困难，做女儿的不能不管。我妈也是，我一直亏欠她。”

李芳沉默了，她看着窗外，眼神里多了几分复杂的情绪。或许是触动了她内心深处对母亲的牵挂，也或许是意识到了我的决心，第二天，她主动提出，去找张科长说说，把岳母的情况也算上，争取分到新房。

厂领导张科长来家访时，看到我们狭小的住房，又了解了岳母的情况，表示会考虑。之后，李芳的态度彻底转变了，她不再反对岳母来家里住，甚至开始期待和母亲一起生活。

我们最终分到了新房。春节前，我和李芳一起把岳母接到了城里。新房虽然只有50平米，但对我们来说，已经是巨大的幸福。岳母很高兴，她主动承担家务，很快适应了城市生活。我们的家因为多了一份理解和包容，变得更加和睦。

看着妻子和岳母在灯光下说说笑笑，我的心里充满了温暖。这次的选择，我是否做对了呢？我想，时间会给出最好的答案。您觉得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