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提起艰苦卓绝的两万五千里长征，除了令人叹为观止的战役以及爬雪山、过草地之外，最令人印象深刻的其实还有另一件事，即在长征路上无论多苦多累，红军部队也仍坚持了原则、纪律，绝不拿群众一针一线。

这不仅关乎了红军的形象，也更让红军、党赢得了民心。而且这条规定不只是对普通战士，就连高级领导的亲属也必须遵守。

1936年，红军行至毛儿盖时，贺子珍的弟弟贺敏仁因为饥饿与几名战士拿了一座喇嘛庙中的百十个铜板换了点吃食。殊料随即被人诬告说偷拿了上千个银元，结果被部队领导直接下令军法处置。

对于这件事，甚至于身为姐夫的毛主席也表达了对师部领导的理解，同时还竭力地劝说身为姐姐的贺子珍。

作为贺子珍的弟弟，贺敏仁小时候就受到姐姐的影响，参加了红军部队。

他跟随大部队走上长征路的时候，还不满20周岁，但他对此无怨无悔，不喊苦不喊累，坚持跟着部队走下去。

第五次反围剿战斗失败后，中央红军被迫长征。

当时局势十分危急，面对国民党的围追堵截，红军不仅要战胜他们，同时还要对途经国统区的人们加强宣传、以消除人们对红军对党的误解。

1935年6月中旬，红军经历了敌人的围追堵截，终于闯出了一条路，主力部队进入了川康藏区。

这一区域虽然没有数十万敌人的追击，但地形很复杂，而且粮食获取十分困难。当地少数民族老百姓的日子也不太好过，文化上很封闭，因此粮食问题就成了红军部队面临的最大难题。

而且不只是吃饭问题，由于四川军阀邓锡侯在当地持续开展心理战。在当地群众中传播错误的说法诬蔑红军是 “青面獠牙”和“专吃小孩”等谣言；当地老百姓又缺乏判断力，很容易别人说什么就信什么，于是当地的很多少数民族人们都误以为红军部队是烧杀抢劫的强盗，心理上对红军相当抵触。

为了扭转这种局面，红军从长征一开始，只要经过少数民族居住地，都坚持宣传先行。部队一边打仗，一边印刷各类宣传标语，开展宣传演讲，为了让更多人理解红军，部队还安排画家们画了很多漫画。

通过各种各样的举措，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拥护红军，有的人即使不拥护，也基本能做到不反对。

光有宣传可不够，关键是实际行动要跟上来，部队每到一处，坚持“三大纪律的八项注意”，要让这种理念贯彻到每个官兵的一言一行中。于是就出现了这样的场景，年末的寒冬腊月里，战士们在雪地里休息，年中的炎夏时节，如果遇到大雨倾盆，战士们努力找避雨的地方，实在找不到就在雨中淋着，坚决不去打扰当地群众百姓。

这些事情被外界陆续报道后，引起了人们的由衷敬佩。

凭着这些工作，大家相信红军队伍是为穷苦百姓打天下的队伍，刘伯承率领部队通过彝族聚居区的时候，就通过一系列光明正大的举措，取得了当地人的足够信任，刘伯承还和当地首领结拜了亲兄弟。

遵守纪律虽然令人敬佩，但饿肚子的感受很难熬。广大战士们为了充饥，想尽了各种办法，例如挖野菜、吃树皮，挖草根，着急了只能把皮带、皮包煮了吃，甚至被迫杀战马充饥。

过于艰难的生活环境导致大量战士们生病，部队减员问题很严重。但即便如此，部队还专门安排了纪律检查队，专门惩治擅入民宅去拿百姓粮食的人。

贺敏仁作为贺子珍的弟弟，对这些情况是很了解的，但大部队到了毛儿盖的时候，他已经饿的昏昏沉沉，几乎没有力气走下去。

这时候，一个战友告诉他说附近山上有一座庙，里面可能有供奉的食物，去看看？他本来不想去，但实在耐不住饥饿，就和战友一起过去了。

他进入寺庙前敲了几次门，又喊了几声，一直没有人回应，他和战友才推门进去。从里面的情景来看，寺庙里的人大概率已经逃难去了，他在供案下面看到一些经书和杂物，期间有一些铜板掉了出来，大约有一百多个，他觉得拿走这些可能不犯错误，于是就拿了回去了，想用他们换一些食物。

结果还没来得及换食物，就被人告发了，而且举报的人还表示他“拿走了上千个银元”，这明显是在夸大。

但此事传开后，造成了不小的消极影响。

当时红军部队正在少数民族地区，如果不严肃处理，可能会引发冲突。师部的领导们当时就倾向于枪毙处理。但他的团长认为这事应该慎重些，贺敏仁一向表现不错，同时还是贺子珍的亲弟弟，建议上报中央处理。

然而说起来也是运气不好，当时发报机出了问题，几次发过不去，好不容易过去了，又收不到回复。

担心事情拖延的太久容易导致问题，师部遂决定直接枪毙。

事情过去好几天，贺子珍才得知弟弟的事情，当时就控制不住情绪，放声大哭。

毛主席得知后，也觉得这件事有点冤枉，认为：“一千块大洋，他们也信？”，还认为认为至少不应该以枪毙方式处理。可是当时的红军生死存亡之际，师部如此做“钱多钱少放在其外，对于部队的影响确实严重”。

最后他安慰贺子珍：当咱们的亲人，真不容易啊，大家都看着呢。后来毛主席和贺子珍为了大局，只好放下这件事，此事之后，部队的纪律进一步约束的更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