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萌芽期】
明洪武十三年，明太祖朱元璋裁撤丞相制度。此后，他察觉自身每日需处置海量政务，遂体悟到“人主以一人之身统御天下，不可或缺辅弼之臣”。同年，朱元璋旋即设立四辅官之职。
四辅官皆为出身民间的儒士，于入朝任职之前，并无从政履历，且与朝中勋贵毫无关联，故而深得朱元璋的信任。然而，这一制度安排亦暴露出显著弊端。由于四辅官对朝廷政务缺乏深入了解与实践经验，难以契合朱元璋对于辅政工作所设定的标准与期望。
洪武十五年，明太祖朱元璋昭告天下，正式废止四辅官制度。此次设置四辅官并最终将其废除，实际上是朱元璋在探索辅政模式过程中遭遇的一次挫折，表明这一特定的辅政形式未能达成预期的政治目的。
自废除四辅官制度后，朱元璋着手从翰林院编修、检讨等职位遴选品级较低的官员，为其授予“翰林院兼平驳诸司文章事”的职衔，使其得以跻身辅政行列。
明洪武十五年，于朝中正式设置华盖殿大学士、武英殿大学士、文华殿大学士、文渊阁大学士以及东阁大学士等职位，这些职位统称为“殿阁大学士”，其官阶品级被厘定为正五品。此为明代殿阁大学士制度之肇始。需明确的是，在这一时期，这些大学士尚未冠以“内阁”之称谓。
【二、创立期】
明成祖登基之后，对洪武与建文两朝的辅政模式予以适度调整，进而创设内阁制度。其举措在于，重启洪武年间翰林院之建制，延续启用翰林官员承担辅政职责，并将此做法加以制度化、固定化，而辅政场所设定于文渊阁。
初始阶段，并未设立殿阁大学士这一职位。而后，殿阁大学士成为阁臣晋升、兼职的特定岗位。鉴于文渊阁坐落于午门之内，入值官员需于内廷处理公务，“内阁”这一称谓应运而生。
在永乐年间，内阁大臣的品秩普遍处于较低水平，部分阁臣的品级尚不及正五品。与此同时，内阁在这一时期所拥有的权力范围颇为受限。据相关记载，其“不得专制诸司，亦不得相关白”，即无法对各部门实施专断统治，也不能与之随意相互沟通。
即便如此，永乐时期内阁影响力逐步提升，乃是确凿无疑的史实。永乐二十二年七月，成祖于北征行军途中驾崩，彼时军中汇聚众多公侯勋贵。然而，最终由内阁经审慎商议后制定决策，决定隐匿成祖逝世消息，秘不发丧。此一举措充分彰显，在当时的内外廷臣认知里，内阁已然占据至关重要之地位。
【三、发展期】
从历史发展脉络审视，内阁发展阶段可作清晰划分。洪熙、宣德及正统初年，构成内阁的发展时期；而自该时段之后直至正德一朝，可视作内阁发展期的延展。
自洪熙时期起，内阁的政治地位显著提升。仁宗登基后，对朝廷官员进行任命与升迁，擢升杨士奇为礼部侍郎并兼任华盖殿大学士，同时，命杨荣以太常卿之职兼任谨身殿大学士，二人皆于内阁履职。
此后，杨士奇与杨荣均获擢升，任职尚书，旋即又加封为太保与太傅。自仁宗、宣宗时期过后，官员凭借侍郎或尚书之衔进入内阁的情形日益普遍，所占比例呈显著上升态势。
需着重明确两个关键要点。其一，殿阁大学士与内阁成员并非天然等同，仅当官员入直文渊阁履行公务时，方可认定其正式成为内阁一员。其二，阁臣品级并无固定之规。具体而言，若内阁大学士获加公孤、太子三师或三少等衔，其品级对应正一品或从一品；若加尚书衔，品级为正二品，加侍郎衔则为正三品；而若仅为单纯的大学士，未获加官，其品级仅为正五品。
在明代的官僚体系架构中，六部之中，吏部尚书所处地位最为尊崇。于仁、宣两朝期间，尚无吏部尚书跻身内阁的情况。直至景泰三年，王文以左都御史之职擢升为吏部尚书，并得以入阁。伴随阁臣品级逐步提高，内阁在整个政治格局中的地位亦愈发显要。
【四、鼎盛期】
自嘉靖朝起始，历经隆庆朝，直至万历朝，内阁大臣的地位攀升至巅峰状态。在此期间，内阁呈现出三个显著特点：
首先，自仁、宣年间起，内阁与六部便围绕权力分配及朝廷地位展开了激烈角逐。至弘治四年，局势呈现出内阁地位凌驾于六部之上的态势。彼时，丘濬以礼部尚书身份入值内阁，与吏部尚书王恕皆获太子太保衔，官阶同为从一品。
依据六部的既定排序规则，吏部的位次相较于礼部更为尊崇，由此可知，王恕在朝廷中的地位理应比丘濬更高。然而，弘治六年二月，群臣于乾清宫参加宴会，在安排座次时，丘濬却被置于王恕之上。面对这一情形，王恕心生愤懑，坚决不肯退让。
在明代历史进程中，该事件颇具声名。从表象观之，似仅为二人基于意气引发的纷争；然而深入探究，其实则映射出内阁与六部之间的矛盾已趋于公开化。自正德、嘉靖时期以降，内阁在朝廷班次排序上已凌驾于六部之上。
其二，内阁首辅的地位逐渐彰显，并由此成为握有重权的大臣。内阁通常由五至七人构成。由于内阁成员众多，必然需要一人负责统摄阁务，在此情形下，首辅制度得以确立。
通常情况下，首辅地位的确立，需综合考量入阁时序、资历高低以及皇帝信任程度等要素。伴随内阁地位的攀升，首辅之位亦随之水涨船高。自弘治朝以降，唯有首辅拥有秉笔票拟之权，其在地位与声望方面，与次辅及其他阁臣形成显著差异。至嘉靖朝之后，涌现出诸多权力扩张的首辅，严嵩、徐阶、张居正堪称其中典型。
其三，内阁存在侵夺部权之现象。在明代的行政体制中，六部尚书乃法定行政长官，直接向皇帝负责，依制内阁无权挟制。然而，自嘉靖时期起，情况有所转变，对于六部所涉重大政务，均需向内阁“关白”（“关白”，即呈报、奏报之意）。
在张居正主政内阁首辅之际，考成法应运而生。此制度构建起以内阁节制六科，进而借六科管控六部的层级体系。随着这一体系的稳固运行，内阁之于六部的优势地位逐渐制度化。凭借考成法的推行及其所构建的权力架构，张居正成为明代内阁首辅中权力最盛者，其实质权力已与宰相并无二致。
自万历朝后期以降，直至明朝覆灭，内阁权力呈下行态势，渐入式微之境。
明朝时期，内阁大学士的官阶品级相对较低，仅为正五品。如史料所载，与张居正处于同一时代的许国，于万历十一年以礼部尚书之职入阁。然而，许国在当时内阁中的地位并不突出，甚至未能跻身次辅之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