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战争年代，由于时局复杂动荡且各种矛盾不容易调和，难免有一些人会被冤枉，进而造成一些不可挽回的结果。但只要在后来能查清事实，还历史事件当事人以清白，即使当事人已经去世很多年，从治史、警示后人的角度来看这一切也是值得的。
1951年的一天，正在河北省秦皇岛市北戴河疗养的邓颖超接到一通电话，打电话的人名唤石澹峰，是一名年事已高的女红军。她打电话是为了丈夫的事情，希望邓颖超能够证明她丈夫赵宝成的身份。不过尽管邓颖超对两人的情况有一定的了解，甚至表示可以安排石澹峰疗养，但同时她也直言石澹峰丈夫之事并不简单，各种原因之下也只有毛主席才能办。
石澹峰和她丈夫究竟经历了什么，事情还要从当年苏区的一桩贪污案说起。
石澹峰出生在山西翼城，家庭条件很困难。他父亲为了养家，在当地女子初小当一名勤杂工，工作十分辛苦。但微薄的收入并没有让她的父亲意志消沉，对于女儿也是竭尽所能努力供应两个女儿上学读书，让她们走出山村。当时社会上大部分是文盲，很多男子都没有机会读书，更别提女子了。
石澹峰知道父亲的不易，上学之后刻苦读书，成绩在班上名列前茅，赢得了老师和同学的认可。毕业后，学校推荐保送她去太原女子师范上学，她成为了当时社会上很少见的女大学生。
远离家乡，来到省城，她接触到了更广阔的天地，石澹峰加入了太原群新学会，接受了新思想，并意外的结识了才华出众的赵宝成。
赵宝成早在1924年就已经入党斗争经验丰富，在他的引导下，石澹峰也正式入党，石澹峰也藉由此成为翼城的第一个女党员。
此后两人一起经历了很多事，1929年，在组织的批准下两人结为夫妻。婚后第二年，他们的孩子石毅出生。但由于当时医疗条件有限，石澹峰产后得了严重的后遗症，需要长期休养并接受照顾，影响到了工作。
她经过反复考虑，决定不顾母亲的劝阻，切除了子宫，就此注定不会再有第二个孩子。但事与愿违，切除后的她也没有好好休息，结果导致她的疾病长期化，一直伴随了她整个后半生。
1931年，斗争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顾顺章和向忠发的叛变，直接让形势急转直下，二人供出了很多战友的名字，上海特科遭到严重的破坏。组织上被迫决定将中央机关人员分批转移到江西瑞金。石澹峰和丈夫赵宝成也赫然在列，为此二人只好把孩子留给母亲照顾，前往瑞金开展工作。
由于当时瑞金的大部分干部都是低学历，石澹峰和丈夫成了极少数的高级知识分子，因此组织上很重视两人，安排石澹峰在红军学校当老师，赵宝成则担任通讯社副社长。
没过多久，赵宝成的工作能力得到了毛主席的认可，组织把他调到临时中央政府担任总务厅长职务。
这次人事调整充分体现了毛主席对他的赞赏，但没想到这次调动却让他最终被牵连的导火索
担任总务厅长几个月后，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准备召开。为了迎接这件大事，中央决定在瑞金修建六大建筑，其中包括大礼堂、广场和纪念塔，而具体施工事宜由赵宝成领导的总务厅负责。
而对于修建建筑，博古等人对此提出反对意见，认为根据地还不稳固，修建这些建筑容易遭到敌人的轰炸，要求他停止大礼堂的建设。但赵宝成却回绝了博古，坚持要按照中央政府的决议来办。
可他没想到，这件事惹了麻烦。
1933年底，工程刚结束，就有群众举报称总务厅内有两名官员贪污腐化，目标直指赵宝成，指控他指控贪污数万元。
经过调查他虽然和此事无关，但作为总务厅最高领导，有失察的责任也难辞其咎。
赵宝成也遭到撤职，罚做苦工一年。石澹峰原本以为这件事只是丈夫一时之间受到了冤枉，只要配合组织的要求，去好好干活，事情总有峰回路转的时候。
但没想到这次短暂离别居然成了永别，没过多久，在李德和博古的错误指挥下，第五次反“围剿”战斗失败，部队被迫战略转移，走上长征路。
组织安排的留守人员中包括她和她丈夫。按常理，两人作为部队里少见的高级知识分子，符合长征条件，其实更应该随大部队转移，而不是留下来，显然这种安排另有原因。
大部队走后，敌人很快占领了根据地，敌众我寡，很快她就被敌人抓到，而他丈夫坚持带领少数战友和敌人周旋，下落不明。
她被捕后，面对敌人的讯问拷打，坚持说自己只是红军的洗衣员，其他的什么都不知道。坚持斗争了三个月后，敌人见问不出什么东西，就释放了她。
她决定先去找母亲，看看自己孩子的情况，不料母亲已经去世，父亲双目也失明了，孩子已经被送到姐姐家，但生活很艰苦，骨瘦如柴，她的精神很受打击，短短几天，长了好多白头发。
她再次踏上了寻找组织的路，先参加了山西牺盟会，然后担任了儿童团训育课课长。此后他在地方上兢兢业业，经历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洗礼，终于在建国后过上了比较稳定的生活，组织安排她在临汾师范担任了女生政治辅导员，待遇也还可以。
1951年，山西省委决定征集省内烈士传略的稿件，她得知消息后，第一时间把丈夫的事迹写下来提交上去，但令人没想到的是，由于没有证明人，因此她丈夫不能被认定为烈士。于是她在去北京治病的时候和老领导见了面，老领导建议她去找邓颖超。
邓颖超知道她和她丈夫赵宝成，但由于当年建工程的事以及留在根据地后的战斗经历无人能作证，所以情况比较复杂，她认为需要请示毛主席才行。后来她的儿子石毅也从援朝前线回来了，得知这件事后，也在为父亲的身份而努力。
1965年，石毅搜集到更多材料后，给毛主席写了信，还附带了一张老照片。没想到毛主席一看照片马上就认出了赵宝成，有了毛主席的认可，很快“赵宝成烈士永垂不朽”的牌匾就挂到了她家的大门上。
考虑到她生活不易，丹东政府又给她盖了三间平房，她在丹东住了六七个月后，决定回翼城老家收拾东西。不料刚回到翼城，就遇到了麻烦，被各种“莫须有”的罪名强加，最终在屈辱和绝望中，她吞服了大量安眠药。
1978年，国内局势发生了变化，石毅得知父母的老战友伍修权恢复工作，立即联系了伍修权，请他证明母亲的老红军身份。
1981年，山西翼城县妇联查实她是妇女运动先驱之一。为她的事情奔走，最终在多位领导的过问下，再结合何长工等人的证明，她终于重新确认为退伍红军老战士。
但关于她丈夫赵宝成的事情，还是引起了一些纷争，1994年，《中国检察报》“试刊”上刊登一则讲述赵宝成是中央苏区大贪官的消息，此后很多报刊都发表了相关内容。有的报刊说他是烈士，有的则说是反面典型，引起了很多争议。
此时已经72岁的石毅再次踏上了为父亲正名的路，经过努力，赵宝成烈士纪念馆恢复建立，平息了纷争。
关于赵宝成当年留在苏区的战斗经历也被还原，当时他和数十名战士一直坚持战斗到最后一刻，最后被敌人包围，壮烈牺牲，那一年赵宝成33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