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遗体
“生命在闪耀中现出绚烂，在平凡中现出真实。——伯克”
1968年12月22日，《人民日报》一篇文章引述了毛主席的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
此文一出，一场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活动轰轰烈烈的展开。
贺予生，刚满20岁，一个出生在山西绛县的西北小伙子，从小跟着父母到了北京，在北京101中学就读，听到毛主席的号召后，也加入了知青行列。
临行时，父亲贺恩和从书架上取下一到四卷《毛泽东选集》，交到贺予生手上，并拍了拍儿子的后背，欲言又止。
母亲则取出一个毛主席到安源的石膏像、一件亲手绣了“革命到底”四字的枕套，交给即将出远门的儿子，眼泪婆娑，毕竟是自己身上掉下的肉。
贺予生插队的地方也定了，就回山西绛县，回到熟悉的地方，总有些熟识的人，贺恩和和妻子也要放心些。
很快贺予生便跟着知青队伍到了山西绛县，最初被安排在勃村公社的西荆大队，一年后知青并点，他又转到了勃村公社上高池大队，挪了一个地方，但还在勃村公社。
人民公社
到了农村的贺予生没有留存城里孩子的陋习，反而展现出劳动者的姿态，不怕苦，不怕累，有什么重活、累活都抢着干，突出的表现让他成了勃村公社的知青队长。
不久，勃村公社需要饲养员，贺予生虽然没有经验，但他愿意接受挑战，于是又自告奋勇地开启了牲口饲养工作。
那时候，农村工作实施工分制，做得多些，工分多些，活路累些，工分多些。贺予生因为出工多，干活实诚，得到的工分也多，每年到计工分分钱的时候，都能领到两三百元，当时一个工几毛钱，两三百元对于一个知青来说已经是很不错的成绩了，可以说收入不菲。
然而，贺予生拿着这些钱并没有无度挥霍，而是看到哪家因为缺少劳动力而欠款领不到口粮的，便毫不犹豫地把自己的分红拨给他们，几年下来，他连续给六七户丧失劳动力的人家拨钱。
知青下乡
除了干活厉害，贺予生还是一个是非分明，嫉恶如仇，敢爱敢恨的年轻人。当时他所在的公社学大寨只作表面文章，对于这种做法，他很看不惯，于是直接提出意见：
“学大寨要真干实干，不能搞形式主义，这样做是自欺欺人！”
后来上高池大队有个支委，想借着自己的权势多占地基，多建房屋，放在其他人身上也就睁只眼闭只眼了，毕竟自己是一个知青，人家可是当地的支委，俗话说：强龙不压地头蛇。
可年轻气盛、嫉恶如仇的贺予生并不顾忌，直接向组织揭发此事，当然支委也得到了批评，并主动退出了多占的地基。
虽然他的品行和干劲得到了勃村公社很多人的认可，还在大家的推选下，从生产队记工员、生产队长，到大队会计、团支部书记、革委副主任、企业负责人，先后荣膺生产大队、人民公社、县、地区、省各级“五好饲养员”、“学毛著积极分子”、“农业学大寨积极分子”、“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模范知识青年”、“模范干部”、“先进工作者”等称号。
知青下乡
因为表现突出，他还出席了山西省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农业学大寨积极分子代表大会，参加了共青团山西省委组织的报告团，到本省各地巡回讲用。
一时间风光无限，前途不可估量。
然而，月有阴晴圆缺，人有旦夕祸福，一场灾难正悄无声息地向贺予生袭来。
1976年，对于中国来说是极其悲痛的一年，难以忘记的一年，这一年周总理、朱老总相继离世，唐山又发生大地震，失去几十万人性命。
就在人们还没缓过神来的时候，一个震惊中外的噩耗来袭：1976年9月9日，为新中国奉献一辈子、为人民操劳一生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与世长辞。消息一出举国哀痛。
关于毛主席的身后事，中央紧急召开了会议，讨论了如何处理毛主席的遗体。
面对这个问题，一时间出现了两个声音：一个声音是将毛主席遗体火化，因为这是他老人家的生前遗愿。第二种声音则是应该保护好毛主席的遗体，因为人民对毛主席的感情非常深厚，以供后人吊唁、瞻仰。
事实上，早在1956年的4月27日，毛主席便和朱德、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151位革命前辈在一份倡议书上亲笔签上自己的名字，倡导身后实行火葬。
伟大领袖毛主席
讨论非常激烈，双方各执己见，最终华国锋拍板并宣布：建立毛主席纪念堂，永久保存毛主席遗体，供后世瞻仰。
事实上，到今天还有应该尊重毛主席遗愿，火化遗体，入土为安的声音。然而中央做出决定也更深层的考虑，为了社会安定，为了新中国的长治久安。
可贺予生对于没有按照毛主席火化遗体就有自己的意见。就在1976年10月28日至11月26日，贺予生参加运城地委党校举办的知识青年理论骨干学习班的时候，组织理论研讨时，表达了自己最真实的想法：
“遗体火化是毛主席亲自签名的，毛主席遗体不火化是背叛，不应当保留遗体。”
不仅如此，他还将这样的话语写在了自己的日记本上，他这样写到：
毛主席遗体不火化是对毛主席的第一个背叛。对毛主席有没有感情，不在于是不是拥护毛主席遗体不火化，而是看他是不是忠于毛主席继续革命的思想，是不是忠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不能用感情代替政策。
对于此事，贺予生并没有太在意，但是有人却将此事放发，因为这样的话语在当时是不被认同的，很快原本的学习班便成了贺予生的批斗会，铺天盖地的大字报，接二连三的声讨。
大字报
很快，更糟糕的场面出现了，关于贺予生问题的专案组在运城成立，贺予生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并被逮到审讯室开启隔离审查。
审查期间，贺予生所有的衣物、日记本等都被翻了个底朝天，而就在查看日记本的时候，又给贺予生扣上了一顶污蔑伟大领袖的帽子。
原来贺予生喜欢将自己的一些想法和对事件的看法写在日记本上，1974年12月12日，他的日记本这样写到：
“过去封建社会中的一些皇帝，还主张王子犯法庶民同罪，现在有些党的干部，甚至中央委员，连这些皇帝都不如，反而热衷于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的孔孟那一套，这怎么行呢？”
不仅如此，他还就中央处置林彪事件进行了评论，说中央领导“太优柔寡断了”。
这样一来，贺予生便坐实了“反革命”，他也从运城转到了绛县。
1976年12月4日，绛县公安局向运城地区公安处递交了以现行反革命罪依法拘留贺予生的“呈请报告”，4个月后运城地区公安处的批复，对贺予生正式逮捕。
至此，贺予生便开启了两年零12天的牢狱之灾。
监狱的日子非常难熬，贺予生和偷盗、抢劫、诈骗、强奸、杀人等犯人关在一起，备尝屈辱、欺凌的滋味，也领教了什么叫“开飞机”、“学壁虎”、“红烧肘子”。
除了在监狱中受苦外，贺予生还没带到他插队的绛县勃村公社进行游斗。每次游斗，车上的高音喇叭一响，全村男女老小都从家里跑了出来，围在车前，看着，议论着。
很快这样的折磨，让不到三十岁的贺予生须发全白，弯腰驼背，俨然一副老头模样，旬日之间竟被折磨得人不像人，鬼不像鬼！很多相亲看到心有不忍，却又无能为力。
一些心好的老乡看到车上的贺予生，便快步地走回家去，从蒸笼里取了蒸馍，还有过大年攒下的麻花、鸡蛋、红烧肉，一齐往车上堆。
然而执勤的公安干警却大声呵斥着社员，要他们离批斗车远点。
公安干警
一位70多岁的老人从衣兜里掏出一块钱，双手递到值勤人员手里，颤巍巍地说：
“玉生是个好娃，你用这点钱给他买些吃的，他瘦得皮包骨头了。”
经过几番，押解贺予生的公安人员也不再凶神恶煞，转而和颜悦色地说：“老乡们，你们把钱和吃食都拿回去吧！贺玉生在监狱里能吃饱。”，并临时取消了对贺予生的批斗会。
还有一些老共产党员，对着公安人员说道：“小贺绝不是反革命，我们拿党性担保！”
听到这些话语，贺予生满眼泪花，面对批斗，要强的他并没有放弃，以顽强的毅力隐忍着，他心有不甘地坚持着，他悄悄地写诗，用文字的宣泄减轻肉体的苦累和精神的痛苦。
他曾这样对押解他的公安人员说：
“我已经做好了与安峪、与北京、与父母双亲和弟妹们永诀的准备，我已经活了25年，这就够了。我热爱十年来养我育我的安峪，热爱这里的男女老少。热爱这里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请转告安峪党支部，要是我被枪毙了，烧成灰了，把我的骨灰撒在安峪的沟沟坎坎上，撒在我曾经挥洒过汗水的层层梯田里。”
设身处地地想一想，这种准备一点也不难理解……
1977月9月8日，贺予生入狱9个月后，母亲和弟弟才千里迢迢从北京赶到山西探监，整整9个月，家里人对于贺予生的遭遇一点也不知晓，见到家人，贺予生泣不成声，母亲更是伤心欲绝。
对于这样的横祸，他们也无能为力。
正是：
囚儿出门见慈母，相会情激泪如瀑，新弟悲珠流不断，农哥询翁可福骨，党知囚儿亲父母，正理平案靠政府，盼得鸿息牧马报，红心永造革命谱。
贺予生虽然入狱，但与他心心相印的乡亲们知道他是冤枉的，不少人为他鸣冤叫屈，更有他插队的西荆和上高池大队的干部、群众不怕风险，多次到狱中探望他。
监狱
身陷囹圄的贺予生也没有放弃自己，他在狱中不停地申诉。功夫不负有心人，终于在1978年3月14日，贺予生的生命迎来转机，他的申诉得到了组织的同意，并由绛县人民法院院长亲自复查他的案子。
经过几番查证，1978年12月16日，绛县人民法院最终以(78)绛法刑字第3号，判决“贺予生于1974年12月至1976年12月，在书写日记和参加讨论会上，说了有损于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错话，但构不成犯罪”。
面对这样的判决，贺予生并不满意，他认为既然平反，就不应留尾巴，所以提出质疑。法院尊重贺予生的意见，经审判委员会研究并报请县委批准，去掉这句，重新下发了一份《判决书》。
最终的《判决书》上只留下了“贺予生无罪，予以释放”，并给贺予生发放了生活补助费二百元。
经过两年零12天的铁窗生活，贺予生终于迎来自己的平反，出狱后的他仿佛重获新生，紧闭双眼，深深地呼吸着外面的空气，这两年真的太难了。
后来，贺予生还将他在狱中秘密写的114首诗歌整理出来，题为《铁窗诗草》，油印装订成册，送给关心他的人们。
回到北京后的贺予生，也进入了单位工作，对于之前被批斗、被冤枉的旧事，他只字未提，也许随着时间的流逝，他内心深处的伤口已经结痂，心中的愤恨也得到了了平复。
文/轩羲十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