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死磕式辩护”在司法实践中屡屡引发争议。一些当事人或律师坚持“不认罪、不妥协”，试图通过激烈对抗争取无罪判决。这种策略看似捍卫权利，但在司法实践中，其代价是否被低估了？从个人到社会，从司法资源到法治公信力，“死磕到底”的背后，是否隐藏着更复杂的现实困境？ 一、“死磕到底”的代价：一场高风险赌博2021年，某地一起职务犯罪案件中，被告人李某在证据链完整的情况下坚持不认罪，拒绝任何认罪认罚协商。案件历经一审、二审、再审，耗时3年，最终仍被判处有期徒刑十年。而同类案件中，主动认罪认罚的当事人平均刑期仅为五年左右，且多数适用缓刑。李某的案例折射出一个现实：在司法实践中，“死磕到底”可能面临更重的刑罚。根据《刑事诉讼法》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被告人自愿如实供述、接受量刑建议的，可获最高30%的刑期减免。但当被告人选择对抗，不仅可能失去从宽机会，还可能因态度问题影响法官的自由裁量。司法成本同样惊人：一起普通刑事案件若进入完整诉讼程序，平均需耗费数十万元司法资源；若反复上诉、申诉，甚至可能拖垮经济条件有限的家庭。 二、为何有人选择“死磕”？制度困境与信任危机“死磕”现象的背后，是部分当事人对司法公正的深度焦虑。例如，2023年引发舆论关注的“王某某被控诈骗案”中，被告人坚称遭遇证据造假，拒绝认罪，导致案件陷入拉锯战。类似案件暴露出两个核心问题： 证据采信规则的不透明：部分当事人质疑关键证据合法性，但排除非法证据的申请在实践中成功率不足5%；认罪认罚的“协商失衡”：一些地区存在“量刑建议机械化”“律师参与形式化”等问题，导致当事人对“认罪交易”缺乏信任。更值得警惕的是，过度追求“认罪率”可能导致冤错案件。某省检察机关数据显示，2022年申诉案件中有18%与“被迫认罪”有关，尤其是文化程度较低的被告人更容易在信息不对称中妥协。三、司法公正与效率如何平衡？制度优化的三个方向完善认罪认罚的协商机制建议推广“量刑协商公开化”，允许被告人与公诉人就量刑细节进行记录在案的对话，避免“暗箱操作”质疑。浙江某法院试点的“量刑计算器”小程序，将刑罚折算为具体公式，使当事人直观理解从宽幅度，值得借鉴。强化对抗式诉讼中的权利保障对坚持不认罪的案件，应严格落实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扩大律师调查取证权。北京某律所推动的“专家辅助人出庭制度”，在技术类案件中邀请第三方专家质证，有效减少了当事人对司法鉴定的不信任。建立“阶梯式司法资源分配”对简单案件适用速裁程序，对复杂争议案件倾斜更多资源。如深圳法院试行的“争议焦点前置审查”，在立案阶段筛选出真正需要对抗审理的案件，避免司法资源浪费。结语：法治不是零和博弈“死磕到底”不应成为司法常态，但它的存在恰恰反映了制度优化的空间。真正的法治进步，不在于让所有人“乖乖认罪”，而在于让无辜者敢于抗争，让犯错者心服口服。当证据展示更充分、量刑说理更透彻、权利救济更畅通时，“死磕”自然会从无奈的选择变为多余的选项。 司法改革没有终点，但每减少一个“不得不死磕”的案件，都是向公平迈出的重要一步。 #张开律师#​#杭州张开律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