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山西大同“订婚强奸案”二审即将开庭的消息再次引发全网热议。一审中，男方因强奸罪被判3年有期徒刑，但舆论场中“支持翻案”的声浪高涨，不少网民认为双方已订婚，发生关系属“情理之中”，甚至质疑女方“动机不纯”。然而，在这场看似一边倒的民意狂欢背后，法律与情感、传统观念与现代法治的碰撞，恰恰暴露出公众对司法逻辑的误读。本文将从法律视角切入，分析为何二审大概率维持原判，并探讨舆论与司法的边界。 一、网民为何集体“共情”男方？三大认知误区“订婚即合法性关系”的传统观念作祟许多网民认为，订婚等同于“准婚姻关系”，发生性行为“天经地义”。这种观点混淆了道德习俗与法律边界。根据《刑法》，强奸罪的唯一判定标准是“是否违背妇女意志”，婚姻关系尚不能豁免强奸罪责（参考2023年最高法关于婚内强奸的司法解释），更何况仅是订婚？“事后反悔=诬告”的偏见逻辑案件细节显示，女方在发生关系后立即报警，且身上存在伤痕、现场有反抗痕迹，警方亦提取了关键物证。但部分网民仍以“订婚收彩礼后又告强奸”的阴谋论臆测女方动机。这种“完美受害者”思维，本质是对女性性自主权的漠视。性别对立情绪的借题发挥该案被部分自媒体渲染为“男性恋爱风险”的典型案例，甚至衍生出“不婚保平安”的极端言论。这种情绪化表达，掩盖了案件本身的法律事实，将司法问题异化为性别对立议题。二、法律视角：为何二审翻案可能性极低？一审证据链已闭合，法律事实清晰据公开报道，本案证据包括：女方身上的淤伤、撕扯破损的衣物、事发后立即报警的记录，以及男方承认“女方曾口头拒绝”的笔录。这些证据已形成闭合链条，符合《刑事诉讼法》对强奸罪“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标准。二审若想推翻原判，需证明证据存在重大瑕疵或程序违法，但从现有信息看，可能性极低。司法实践中，二审改判率不足10%最高法数据显示，2022年全国刑事案件二审改判率仅为7.3%，且多集中于证据不足或法律适用错误案件。本案一审判决依据充分，若不存在程序违规，二审法院不会轻易推翻既判力。改判可能引发负面社会效应若仅因舆论压力改判，可能传递“订婚可豁免性同意”的错误信号，导致更多女性在亲密关系中维权困难。司法系统对此类标杆案件的审慎态度，实为保护弱势群体权益的必然选择。三、舆论与司法的博弈：警惕“民意审判”的陷阱网民对案件的关注本是法治进步的体现，但情绪化舆论可能干扰司法独立。回顾过往案例： 刘强东明州案：即便舆论一度质疑女方“敲诈”，但美国检方仍以证据不足为由不予起诉，体现了“事实优先”原则。货拉拉跳车案：一审判决后舆论哗然，但二审维持原判，最终以完整证据公示平息争议。这些案例表明，司法裁判必须基于证据而非民意。公众的“朴素正义感”值得尊重，但不能替代专业法律判断。 结语：法治社会的理性之辩大同订婚强奸案的争议，本质是一场关于“性同意权”的全民法治课。法律不会因订婚宴的喜庆妥协于暴力，也不会因舆论的喧嚣扭曲事实。我们既要警惕对女性维权污名化的陈旧思维，也要避免将个体案件上升为性别对立。唯有尊重证据、回归法律，才能让每一次判决都成为守护公平正义的基石。 #张开律师#​#如何看待大同订婚案男方拒绝缓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