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本文提出元代京杭大运河山东段的贯通，主要功绩是东平学派的参与与劳动付出，分别对元代山东境内“泗淮、济州、会通”三段运河河道的规划设计、施工过程进行了细致分析，将毕辅国、马之贞、张楷、张孔孙等人物一一作了交代，否定了习惯上所说的“郭守敬是京航大运河的总设计师”、“是京航大运河之父”言论。
主题词 京杭运河 京杭运河山东段 东平学派
近读姜传岗《山东大运河新考》[1]，对书中“京杭大运河究竟是谁规划设计的”一节中否定“郭守敬为京杭运河山东段的设计者”的观点，颇为赞赏。我对这一问题的回答是：元代京杭大运河山东段的打通是与当时以恢复汉学为己任的东平学派密不可分的。
京杭大运河与隋唐大运河的不同之处在于京杭大运河是南北直线连通，而隋唐大运河则是绕道洛阳中间以人字形的河道加以连通。这一“弃背走弦”的转折完成于元代，主要包括“泗淮河”“济州河”和“会通河”的开挖与衔接。人们在山东西部挖出纵贯南北的一条竖行河道，使山东境内成为京杭大运河的主要流经地之一，对国家的政治经济建设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梳理三段河流开挖的动议到施工过程，处处可见“东平学派”做出的贡献。
一、东平学派及元季代表人物
东平学派源自东平府学，奠基人为严实、严忠济父子，该学派笼统地讲起源于唐，兴盛于宋元。其前身是北宋的郓学，郓学中有唐代“成德堂”讲堂，尊师重教已成习俗。从元太祖十六年（1221）至元世祖二十七年（1290），“东平府学”前后持续了70年左右的时间，由复兴到兴盛，由地域到全国，形成了当时华北的一个学术中心。在众多名士中，不仅仅出现了王构、王磐、高文秀等儒学和散文大家，还出现了一批农学和水利专家，农学如孟祺、王祯，水利则为毕辅国[2]、马之贞[3]、张楷[4]、张孔孙[5]等人，表明“东平学派”很多文士不仅仅是“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的酸儒腐儒，而且在治国安民方面作出了突出贡献。
东平府学具有鲜明的教育特色，重在德、行、艺等方面培养人才。有金一代，山东官学中即以东平府学最为昌盛。金正隆宰相刘长言，泰和之后的宰相平章政事张万公、参知政事高霖、平章政事侯挚等，皆出自东平府学。一所学府能培养出数位宰相，足见其学术地位之高，影响之大。元初，著名的儒士王磐、宋子贞、商挺、李昶、刘肃、张昉、徐世隆等人都到了东平，东平府学大儒云集，在当时成为国内名重一时的地方府学。元中统、至元、大德、至大的50多年时间里，东平府学培养的学生及东平学派人物大都出仕为官，身居要职，声震政坛，形成了十分特殊的政治群体和文化现象。由于较早地恢复了儒学文化教育,元朝建立后的50多年里,东平府学生员遍布中央和地方机构,尤其集中在翰林院、国子监和秘书监等文华清要之地,有籍可查的东平府学人物在翰林院有22人、国子监有14人、秘书监23人。元袁桷说：“朝廷清望官，曰翰林，曰国子监，职诰令，授经籍，必遴选焉始命，独东平之士十居六七[6]。”充分说明东平府学成就骄人，影响朝政举足轻重。官员的素质直接关系到政治的清明与腐败，贤能之人治国，政治必然清明；奸佞之人掌权，吏治必然腐败。东平府学希望通过教育引导，使民众向善远罪，使学者成为国家的贤才良臣。
二、参与泗淮、济州、会通三河工程的东平学派人物
元代山东运河的开通并不是一次规划实施的，而是因不同时期的需要分三次开挖而
成的，研判其历史过程非成于一时一人之功。
1.泗淮、济州、会通三河的开挖动议来自“东平学派”
开挖“泗淮”、“济州”两河的动议来自东平学派中坚人物的济州判官张楷和马之贞。1264年，由于大儒王鹗、商挺、王磐等人的力荐，东平学派成员张楷进入翰林、国史院并出任执事。在元世祖忽必烈命郭守敬前往河北、山东勘察河道，寻求能够通船的办法时，张楷借机上书建议疏凿汶、泗二水河道，将汶泗两水引到济州，向南到达淮河，向北引导汶水到利津，从利津入海至大都。此路水陆转输迂曲，劳费不赀，因此元世祖于至元十三年（1276）谕决“穿济州漕渠”，改运道于山东。
济州河开通前，漕粮主要靠海上运输，但海运的风险和损耗量很大，漕粮每年春夏二运上百万石，往往至京师的只有八九十万石。同时内河运输则是“自浙西入江淮,朔黄河至中滦（今河南封丘）,陆运至淇门,由御河舟达于燕[7]。”济州河从任城向西至耐劳坡（今任城区安居）北行，经长沟、汶上县的南旺、开河、袁口入须城县，至安民山（今属梁山县）之南，全长约200里。安民山南是古济水与汶水会合之处，向北即名大清河。济州河开通之后，江南漕船从长江入淮河，先后溯淮河、黄河、泗河北上，通过济州河，至安民山入大清河，直达利津入海，然后浮海到达天津直沽。从而开通了一条从江南至利津两千多里的内河航道，这为整个京杭大运河的开通奠定了基础。在济州河是否开挖上，马之贞提议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会通河是否开挖的动议中，除马之贞的建议外，深受东平学派影响的太史院令边缘、寿张县尹韩仲晖等的上书也起了重要作用，最终使元世祖忽必烈下定挖通会通河的决心并付诸行动。
2.泗淮、济州、会通三河的施工组织者均来自“东平学派”
在拦汶济运的过程中，元朝地方政府和朝廷采取一系列措施，建立并逐步完善了一整套管理机构调水保运，先后派出高官到济宁开府设衙，督漕督运，其中就有毕辅国、马之贞、张楷、张孔孙等“东平学派”中坚人士，为堽城坝的建设和拦汶济运作出了重要贡献，在元朝水利史上写下了辉煌一页。
堽城堰最早的修建记录，是在金末元初的严实父子时期；后来，朝廷为了漕运需要，继续对此坝维护扩建，元朝李惟明[8]作《改作东大闸记》，对此事有比较清晰地记载：“昔汶不通洸。国初岁丁巳，济倅奉符毕辅国请于严东平（名实），始于汶水之阴、堽城之左作一斗门，遏汶水入洸至任城，益泗漕以饷宿蕲戍边之众，且以溉济、兖间田。汶由南入泗、淮之派。至元二十年（1283），朝议以转漕弗便，乃自任城开河，分汶水西北流，至须城之安民山以入清济故渎，通江淮漕至东阿，由东阿陆转，仅二百里抵临清，下漳、御，输京师。二十六（1289）年，又自安民山穿渠，且至临清，引汶绝济，直属漳、御。由是江、淮之漕浮汶、泗径达临清，而商旅懋迁、浮宦往来暨闽粤交广邛僰川蜀航海诸番，凡贡篚之入，莫不由是而达，因赐河名曰“会通”。于是汶之利被南北矣！始，辅国直堽城西北隅，作石斗门一。后都水少监马之贞又于其东作双虹悬门，闸、虹相连属，分受汶水。既又以虹石水易圯，乃改其西虹为今闸制，通谓之东闸，谓辅国所作斗门为西闸。后改作，址高水不能入，独东闸受水。汶水盈缩不常，岁常以秋分役丁夫采薪积沙，于二闸左绝汶作堰，约汶水三之二入洸，至春全遏余波以入。霖潦时至，虑其冲突，则坚闭二闸，不听其入。水至径坏堰，而西循故道入海，故汶之堰岁修。延祐五年（1318），改作石堰，五月堰成，六月为水所坏……”这一珍贵的史料，对堽城堰修建过程和几位关键人物均有记载，说明直到明朝，对有功于水利的文士仍甚是怀念；同时，堽城堰拦汶济运的功用仍十分关键。
第一位开始建设堽城堰的是“济倅奉符毕辅国”，他的职务是济州副官，籍贯是奉符县即今泰安市泰山区，建设的时间是“国初岁丁巳”即公元1257年，此时是严实之子严忠济治理东平时期，职务是东平路行军万户。为了联通运河，为南下攻宋服务，严忠济授命毕辅国进行疏通拦汶济运的工程，其中枢纽建筑就是堽城堰。
其中就有毕辅国、马之贞、张楷、张孔孙等“东平学派”人士，为堽城坝的建设和拦汶济运作出了重要贡献，在元朝水利史上写下了辉煌一页。
在济州河施工过程中，至元十二年（1275），郭守敬奉命巡视江淮至大都河道，马之贞即建议开凿汶泗新河，以沟通江淮漕运，引起郭守敬的重视。至元十七年（1280），开济州河，马之贞被任命为汶泗转运使参与施工。
同样在会通河的施工过程中，东平学派人物张孔孙、李处巽[10]、马之贞也都参与其中。
征傍近郡丁夫三万，驿遣断事官忙速儿、礼部尚书张孔孙、兵部郎中李处巽洎之贞、（边）源同主其役。二十六年（1289）正月己亥首事，起须城安山之西南，寿张西北行，过东昌又西北至临清达御河，共长250余里。以六月辛亥决没流以趣之。仍起堰闸以节蓄泄，完堤防以备荡激。滨渠之民喜见泛舟之役，于是须城、聊城两县耆寿各诣所治致辞：宜纪成绩。治渠使者以为请序。时大驾临幸上都，驿置以闻，上诏翰林院为运河命曰：且文其碑。臣等乞赐名“会通”。由此可知，在“会通河”的疏通过程中，张孔孙是以礼部尚书的身份和中书断事官忙速儿、兵部郎中李处巽等人主持开凿会通河之役，自安山开河至临清，长250余里，保证了运河的畅通，确保了京城的物资需要。
我们知道，元代京杭大运河贯通，济州河只是前期工程，而会通河的开凿（至元二十六年，1289）才是其真正的标志。该渠自安民山至临清全长250里，渠开以后，江南漕船从济州河通过会通河到临清入卫河，然后经德州、天津直到通州。基本实现了京航之间全程的水运贯通。会通河的开挖，其实并无任何先验的设计和规划，它完全是在大清河东阿至临清陆路运输发生了严重艰阻、致使元庭不得不于至元二十四年（1287）“罢东平河（指大清河）运粮”的情况下，在寿张县县尹韩仲晖与太史院令史边源相继建议、禀奏下由元帝谕决的。并由都漕运副使马之贞与边源现场勘察，绘制了开河施工图。整个工程由断事官忙哥速儿、礼部尚书张孔孙(祖籍吉林，元时随父任迁居东平)、兵部郎中李处巽(东平县人)等董其事。
3.泗淮、济州、会通三河的的碑文来自“东平学派”
从存世文献来看，泗淮河竣工后，李惟明《改作东大闸记碑》。济州河完工后，刻立刘
德智《重修金口闸记碑》、揭傒斯《济州会源闸记碑》、欧阳玄《至正河防记略碑》。会通河竣工后，翰林院直学士、承直郎杨文郁[10]撰《开会通河功成之碑记》，书丹者为参与过程建设的少中大夫、礼部尚书张孔孙，篆额者为奉政大夫、兵部郎中李处巽（李奥鲁赤）。这些撰文、书丹的文人墨客大都是东平学派人物。他们一方面具有书写能力，更重要的还在于他们理解这些水利工程在国家漕运和人民生产生活的深刻意义，所以才写出这些文辞优美的赞美诗篇。
三、京杭运河的连通东平学派功不可灭
过去大家都把京杭大运河山东段的贯通说成是郭守敬所为。说“郭守敬是京航大运河的总设计师”、“是京航大运河之父”，说他“初步奠定了元代迄今京杭大运河的走向和格局”等。但存世运河文献中，却未见郭守敬对整个京航大运河线路的设计规划，尤其是在对山东运河开挖中的作用记载。据《元史·郭守敬列传》所记，至元十二年(1275) 元廷为支持丞相伯颜的南征，打算建立水运站，曾“命守敬行视河北、山东可通舟者”。但郭守敬的行视提出了什么方案，其与运河的开掘有什么关系？对此并未有史记说明。因此，关于说郭守敬对京杭大运河山东段的突出贡献多是不实之词，应与适当澄清。应将大运河山东段的贯通的历史贡献就近还给东平学派。
东平学派在参与京杭大运河的工程为什么如此关注和积极参与，其原因不外乎学派主张与地域距离近的两个方面。从学派主张看，东平学派主张积极参与国家治理和造福于民。这是他们关注民生、勇于认识的思想根源。从地域距离近的事实出发，东平学派关注京杭大运河的贯通属于关注自己家门口的事情，一是对于这里地形地貌熟悉，二是对改变这里的经济和交通环境有着强烈的使命感，与朝廷实现南北通漕的愿望不谋而合，既符合了国家的需要，也符合东平一带百姓的致富要求。再者就是山东西部因有泰兖丘陵余脈横亘，处于南北运程的最高势位上（其“水脊”在汶上县南旺），因而使南北两端之水都不能通达。然而自古以来在山东的泰莱、鲁兗地区就分布着大量泉水，它们汇流成汶、泗、洸、府、沂、白马河等诸水，被称为“泉河之乡”。诸水由东向西注入济宁至东平一带高地之后顺势向南北分流，就将南北水系连在一起。这种特殊的地势和丰富的水源，成为山东运河贯通的客观条件。
应该说：没有东平学派参与元代政治建设，就不会有京杭大运河的贯通。东平学派的参与为元代京杭大运河的贯通提供了智力支持。因此，东平学派在京杭运河山东段的贯通中所起的强大作用，也成为山东大运河被称为“儒风运河”的有力注脚。
注释
[1] 姜传岗《山东大运河新考》山东大学出版社，2022年7月第一版
[2] 毕辅国：元代奉符县（今泰安市泰山区）人，修建堽城坝时为济州副官，东平学派早期重要人物。据《明史·河渠三》记载：“元初,毕辅国始于堽城左汶水阴作斗门,导汶入洸”。早在蒙古人统一中国之前，为了向南输送军需物质以支援对南宋的战争，于元献宗七年(1257) ，即着手疏通自山东南部向南通江苏的水路。为此，时任济州副官的毕辅国(泰安人) 在东平路行军万户、行政长官严实之子严忠济等支持下，主持在宁阳堽城筑坝，遏汶水南流入洸河，至任城合泗水（府河），再南流至鲁桥入泗水等，即开通了由汶河入洸河南通泗淮的运道。
[3] 马之贞（1250-约1310），字和之。元初水利专家、都少水监，东平学派中坚人物，沧州人（亦说山东汶上县人）。至元十二年(1275)，丞相伯颜遣都水监郭守敬赴河北、山东寻查江淮达大都河道。马之贞闻讯献策说：泗水、?水汇合于济州城(今济宁市中区)南，南流入淮。若在此汇合处开一新河与北清河(今黄河东段故道)沟通，分水北上，便可南达江淮，北通京津。之后，引郭守敬亲临其地察看，得到郭氏赞许。但因统治者忙于统一江南战争，开河之事暂被搁置。
至元十七年(1280)，朝廷决定采用其策，开挖济州河，任命马之贞为泗、汶转运使，参与筹划施工。至元二十年(1283)河成，但水量很小，不能漕运。中书省派其前往查治。经考察，他果断提出了“于兖州立闸堰约泗水西流；于堽城立闸堰，分汶水入泗河。(引二水)南汇于济州(新河)，以六闸撙节水势，启闭通放舟楫”的措施。实施完工后，漕运基本得到解决。至元二十三年(1286)，调为运河都漕运副使，司管闸接放纲船。其间，经多次实地勘察，得出了堽城坝只能用草土筑临时坝堰的结论，并立碑告诫后人。延祐五年(1318)，当事者置其告诫于不顾，强行建造石堰，致使?河下游出现严重水灾。
济州河的开凿大大缩短了漕运航程，但南来漕船至东阿后，仍须舍舟陆运或绕道渤海。至元二十五年(1288)，受命设计引汶济运、延济州河入御河(今卫河)工程方案。马之贞不辞劳苦，不耻下问，亲自勘察测量，很快完成设计方案。次年正月，朝廷批准了他的计划与设计，命其前往参与主持施工。遂率3万民工，施工6个月即告完成。
马之贞设计并具体指挥开凿的这段运河，赐名会通河。沿河建闸31座，闸高适度，结构缜密，工程浩大，成为运河开发史上的一大创举。自此，南来漕船可由此直达京津。会通河的开掘，还给两岸人民带来了排灌、经商等诸多便利。濒河居民，立碑勒石，称颂其开河功绩。因其开河有功，升任都少水监。他居官后不忘乡里，尤其关心汶上教育，慨捐巨资，为圣泽书院重建了大成殿4楹并堂室门、庑、庖、池、井等。
[4] 张楷（1243-1324），字道宁，元代河中猗氏（今山西临猗）人，东平学派中坚人物。15岁，因词赋才能被朝廷选中，任范县、寿张县教谕。世宗至元初，朝廷设立太常寺，下辖翰林、国史两院，张楷被任命管理两院，后被举荐任户部令使。不久，张楷以父母年老屡次请求外任，先后担任济阳主簿和济州判官。至元十二年（1275），张楷任职济州判官期间，因当地为南北水陆要冲，元军南下进攻南宋都要经过此地，时值丞相伯颜南征，曾在当地设立水站，运输军需物资。为便利漕运，元世祖忽必烈又命郭守敬前往河北、山东勘察河道，寻求能够通船的办法。张楷借机上书建议疏凿汶、泗二水河道，将之引到济州，向南到达淮河，向北引导汶水到利津，从利津入海至大都。朝廷采纳了他的建议，开挖济州河，造漕船3000艘，漕粮入济州河北运。
至元二十年（1283），张楷因献言有功，出入济州、泗、汶等河都漕运使司，任满后又先后担任泰安州判官，河南行中书省架阁库管勾、杭州路临安县尹等职。至元二十八年（1291），元世祖忽必烈命开会通河，因张楷精通水利，被任命为行都水监丞等职，负责开河事宜。仁宗皇庆二年（1313），担任朝列大夫、大司农丞、不久因年老请求退休。张楷致仕后，在任城（今济宁市）建屋居住，自号“克斋”，与州里士大夫谈论诗词歌赋，自得其乐。泰定二年（1325），因病逝世，终年82岁。
[5] 张孔孙（1233-1307），元东平人，字梦符，号寓轩，东平学派骨干人物。其先，出辽之乌若部。以文学名，辟为万户府议事官。廉希宪辟为掾。安童为相时，授户部员外郎。阿合马专权10年，绝不迎合。累官集贤大学士。善琴，工画山水竹石，亦精骑射。在东平府学名师元好问、王磐、商挺、徐世隆等人的培养下，张孔孙逐渐成长为“东平学派”的第二代骨干人物。
[6] 袁桷著，杨亮校注《袁桷集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版。
[7] 见顾炎武的《天下郡国利病书·河渠考》。
[8] 李惟明：事迹不甚清楚，留有《改作东大闸记》和《浚洸河记》两文。
[9] 李处巽：即李奥鲁赤，字元让，至元间东平（今山东东平）人。官至兵部尚书。至元十八年（1281），朝廷筹备开挖济州河，任命李奥鲁赤主持。济州河竣工后，自任城鲁桥镇出泗水，至须城县安民山入大清河，长150里。当时征调的河工既有军队也有民夫，复建任城以东8座石闸，以通漕运。至元二十五年（1288），丞相桑格听取臣僚建议，认为济州河虽然开通，但东阿至临清段尚走陆运，漕运极为不便，遂向皇帝忽必烈提议开通会通河，以便漕运输送。忽必烈经过认真考虑，准予批准。次年（1289）正月，忽必烈下诏拨出钞币150万缗、米4万斤，盐5万斤，作为开河经费，又征调民夫3万人，委任兵部尚书李奥鲁赤与断事官忙速尔、礼部尚书张孔孙共同负责。工程当年正式动工，不到半年时间便告竣工。总共用工251万余人。这条新的河道，南起须城安民山之西，接济州河，北至临清（中经东昌）入卫河，全长250里，中间修建闸门31座，随时蓄水和排水。忽必烈命名为“会通河”。
[10] 杨文郁（1232-1303），字从周，号损斋，元代济阳县人。天资颖悟，举止异常。儿龀（读chèn）时，读书过目辄成诵。平生冲澹寡欲，寄兴琴书，绝不问家人生产。按察使节斋陈公闻其名，贡诸朝，除阙里（指孔子居住的地方，借指曲阜孔庙）教授。四方之士，从受业者多所成就。后历官翰林承旨，封文安公，著有《林下集》。
参考书目：
赵继颜《金元之际山东三世侯》
颜建国《元朝东平学派》，团结出版社2019年1月第一版。
常大群《金元之际儒学的传承及思想特点》，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人文分社2019年12月第一版。
郑延琦《金朝东平史稿》，光明日报出版社2023年5月第一版。
作者简介：张明福，男，1955年5月出生，山东省济南市济阳区人。1982年1月毕业于山东师范大学历史系历史学专业，学士学位，一直在德州市档案馆工作，职务为处级调研员，职称为研究馆员。2015年6月退休。现为德州市政协文史专员、山东运河经济文化研究中心理事、山东省精品旅游促进会大运河文化旅游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德州传统文化研究会副会长、德州学院地域文献中心顾问、德州市东方朔文化研究会顾问、德州学院地域文化研究中心研究员。曾主编国家档案局档案专业干部培训教材《档案管理》和德州地区中学生乡土教材《德州史话》，出版《德州明清仕宦家族》《德州往事》《德州明清墓志集注》《德州乡土志集》《德州地域文化二十讲》《同治<临邑县志>校注》《德州运河文化探微》《（山东）运河碑刻》等书。撰写与发表地域文化普及性文章370余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