鲜有的乡镇级城市

明代，“安平（张秋）在东阿界中，枕阳谷、寿张之境，三邑之民夹渠而室者以数千计。”安平镇（张秋）曾两次修城，城池规模比泰安府城还大，明正德年间，张秋镇就有修城的记载。明嘉靖年间，工部分司的郎中张文凤再次修城：“雉堞门楼始具，城凡四门，各建楼其上，东曰知津，西曰奠川，南曰通漕，北曰筹国。”明万历三年（1575），张秋扩建州城：城墙周长八里，高二丈五尺；城门四座，水门四座，角楼四座；南北水关各置战船二艘。这时的城池规模远超东阿、阳谷、寿张三县城，甚至超过了当时的泰安府城。安平镇有“九门九关厢、七十二条街、八十二胡同”，其中东阿县管辖23条大街，寿张县管辖28条大街，阳谷县管辖19条大街。

运河流得繁荣来

张秋镇在元、明、清三代均驻有与运河相关的多重机构，既有中央工部的管河分司，又有兖州府管河机构和寿张、阳谷、东阿三县管河机构；还驻有捕务管河厅、布政分司、税课局等部门，以保证张秋治安、维护税收制度、对治河工程进行督察。工部分司的郎中（正五品）、兖州府管河通判（正六品），都由中央、府直接委派官员，常驻张秋镇。《张秋志》中记载了98名工部分司官员（郎中、员外郎、主事等职），其中有73名进士，11名举人；记载了76名兖州府管河通判，其中有4名进士，17名举人，其余多是贡士、岁贡、拔贡等。

据《张秋志》记载：张秋城内建有9个水次仓：即曹州、曹县、定陶、郓城、寿张、范县、濮州、朝城水次仓。每个水次仓中，存储漕粮少则一千石，多则四五千石。

张秋镇的商业发达是远近闻名的，明清时即有“南有苏杭，北有临张”的说法。《张秋志》中记载，张秋市场有行业“二三十有奇”，牙人（中介、经济）“二百八十而有奇”，每年可收牙税“二百金有奇”，其经济繁荣可见一斑。清康熙五十五年（1717）《阳谷县志》中描绘道：“河上官商船只云集，樯桅如林；市肆楼房栉比，百货云屯；商民往来，肩摩轱击，俗有‘小苏州’之称。”

富饶的张秋镇，在生产力极度落后的封建帝制时代，也多次成为农民起义军抢夺的目标之一。明正德年间，河北霸州刘六、刘七起义，迅速占领张秋，焚烧运粮漕船，杀害运粮官兵，切断了运粮航道。明天启二年（1622），白莲教教徒师氏起义，为“扼截运道，由临（清）、德（州）以达京师”，在张秋与兖州府捕河通判发生激战。明崇祯年间，梁山人李青山分兵攻打张秋、寿张、东平，很快张秋城破，义军焚烧运粮漕船、抢夺漕粮数万石。清朝年间，太平天国起义、捻军起义都曾攻克张秋，企图从张秋沿河直达京城，清政府被迫命山东巡抚或直隶总督派重兵至张秋堵截，以保京师安定。

黄河冲决灾害生

张秋镇本来就是黄河淤积平原的一部分。元代改运河弃背走弦中，成为会通河的一部分。会通河是靠汶河水接济运河水源的河流，时常水量不足，所以闸坝林立，唯恐有限的水资源被白白流走。修建了闸坝，有时水源还是不够行船的需要，人们就想起借黄济运的办法。借黄济运最早是在张秋开始的。经过几十年的实践，人们认识到黄河不可靠，倔脾气太大，动不动就把运河给冲决甚至河道淤平。这里就成了黄土高原来的浊水与泰山脚下大汶河来的清水进行较量的战场。避黄行运又是在张秋镇首先开始的。虽然避黄行运了，但张秋段运河频频受黄河冲漫，运河两岸堤堰多处被冲溃，河道淤塞严重，漕船常受阻困，安全事故多发。自明代正统十二年（1448）至清咸丰五年（1855），沙湾处运河河堤被冲决几十次之多，尤其是明代景泰年间沙湾段河堤屡决屡治，清顺治康熙年间也是多次溃堤多次堵塞，终于在咸丰五年（1855）被黄河彻底截断。张秋镇的运河之利顿减，昔日繁华无比的景象不再，张秋镇也与全国其他乡镇一样落入沉默无声之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