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的时候，党的九大进行了一次选举，选出了新的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

这一届挺不一样的，还有几条硬杠杠，就像是要老中青三代人都得掺和进来。说到军队里选中央委员，那就得按这三条来：第一条，总部、大军区、军兵种的一把手，那肯定是委员；第二条，各总部、军区、军兵种的二把手，还有军事院校的头头脑脑们，也都在考虑范围内；第三条，那些有真本事的干部，也得给他们个机会。

这条规矩头一条挺简单，总部的大当家，大军区的军政一把手，还有各军兵种的头头，那肯定都是委员。至于总部的二把手，大军区的副职，军兵种的副头头，再加上院校的一把手们，这些都在考虑范围内，得看具体情况来定。

这么一来，大军区的头头们基本都是委员了，副职的话，可能是委员，也可能是候补委员，当然也有可能选不上，这都得看资历、能力啥的。可奇怪的是，像高等军事学院院长陈伯钧这样的角色，从头到尾都没当上委员或者候补委员，这让有些人感到挺纳闷的。

陈伯钧是个老将，早在土地革命那会儿，他就已经坐上了军、师级的高位。1936年，他从四方面军4军的参谋长摇身一变，成了6军团的军团长。到了抗战时期，他又挑起了120师下辖旅长、抗大分校校长，还有军事学院副院长的重担。解放战争打响后，他也没闲着，先后担任了东北军政大学的教育长、上干大队的大队长，还兼任了兵团副司令和军长。

解放后，我就一直在军事教育这块儿忙活，当过南京军事学院训练部的副部长、副院长，还代理过院长。记得1958年那会儿，因为太过遵循一些老规矩，我挨了批。后来，我就去了高等军事学院，当上了副院长。

1962年，他挑起了高等军事学院院长的大梁，那时候他已经是大军区的头儿了。从那以后，他一直坐着这个院长的位子，按理说这资历是够格的。虽说他的级别还没到委员那档，但怎么也该给个候补委员当当吧，结果啥也没捞着。

说实话，陈伯钧的身体状况一直不太好。1962年年初，他因为工作太累，身体垮了，不得不去上海看病休息。虽然之后他被提拔为院长，但也是边工作边接受治疗。到了1964年，他的病情变得更加严重，先后在301医院和协和医院做了检查，商量治疗办法。过了好几个月，他才接受了手术，短短13天里，连做了三次大型的内脏手术，可想而知他的身体情况有多糟糕。

1965年，由于伤口老是好不了，我就跟上面说，不想当院长了，想直接卸任回家养病，这样也就不用老惦记着工作的事儿，能踏踏实实养身体了。结果组长是同意了我离岗养病，但实际上我这院长的头衔还在。到了1966年，我又因为别的病在外地医院住着。那会儿，一场风波不声不响地就开始了，学院里的造反派直接把我从医院拉回去批斗。

1968年，八大十二中全会上，大家开始商量九大的委员和候补委员人选。他那时候的处境挺棘手的。到了1969年，因为备战需要，他被安排去了广东从化，跟董老、李富春、张鼎丞他们待在一块儿。

他没选上的原因可能有两个，一来是受到了些冲击，二来呢，他已经不直接负责具体工作了，上面让他去休息了。所以，要是不知道他那几年都经历了啥，光看简历是很难搞明白为啥他没选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