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复杂且混乱的战争年代，因为战争和时局动荡的原因，不少家庭都面临着生活艰难且亲人聚少离多的困境，这一点即便是毛主席等重要领导人也不例外。为了安全考虑，他们并不方便拖家带口开展工作，是以和家人也长期处于分离状态，也很难分心照顾到远在千里之外的家人。
而这也导致了毛岸英兄弟二人在上海的“失踪”，不过好在天可怜见历经千难万险他们兄弟还是被找到了。
2011年6月，毛主席的后代毛新宇来到了上海华东医院，而他此行是为了见一位96岁的老人。也正是因为这位老人在70多年前的帮助，才得以让毛家人团聚。
这位老人名叫李云，曾经是上海地区中央特科的重要同志。她出生在一个破落的书香家庭，因为时局动荡，生活并不宽裕，但家庭良好的学习氛围深刻影响了她。
她在8岁的时候进入绍兴七县同乡会第一小学读书，凭着勤奋和聪明，成为了班上的优秀学生。
但让她没想到的是，这所学校不一般，全校除了一个教国文的老师，其他人都是党员。
1929年，在老师的推荐下，她加入了共青团，并被选为学生会主席。
1930年，意外来临，校长因为参加游行活动，遭到了逮捕。在学校老师的引领下，年幼的她也参与了罢课，要求巡捕房立刻放人。最终迫于各界的压力，巡捕房手忙脚乱，匆忙判了校长六个月监禁，虽然未能救出校长，但这段经历深刻影响了她。
小学毕业后，她考进了旦华中学，此时的她已经树立了爱国救国的理想。除了上学，她按照团组织的要求去闸北丝厂工会和女工们交流，创办识字班给工人们宣传新思想，这些努力得到了上级的表扬，她也终于正式入党。
1932年，是她人生的重要一年，组织上安排她进入中央特科工作。而没过多久，她就接到了上级委派的寻找毛岸英兄弟的重要任务。
但当时组织上并没有告诉她关于这两个孩子的真实身份，只给她描述了两个孩子的大致相貌，并要求她保密，尽快找到孩子。
上海很大，每天进进出出的人不可胜数，要仅凭相貌找到两个孩子显然是一件很难的事情，更遑论当时上海还是恐怖之下。
她首先用排除法，两个孩子既然在流浪，那么在流浪儿童比较多的区域可能性最大。于是她走遍了城市每个流浪儿童较多的区域，可惜半年来毫无收获。
组织上同时也在暗中调查，得知上海所有的警察局和巡捕房都没有掌握两个孩子的任何信息，所以显然也不可能被敌人抓走。
经过长期坚持不懈的努力，一天她走到城隍庙附近，临时决定买碗粥充饥，忽然看到粥摊边上有两个瘦小的孩子，体貌特征和毛岸英兄弟二人很相似，但无法确定。
凭着多年工作的直觉，她认为可能性很大。她果断请两个孩子碗粥，尝试询问两个孩子一些情况，但两个孩子虽然年龄不大却坚持不讲话，无奈之下她决定先带着两个孩子去洗澡，然后将此事报告给了上级领导冯雪峰。
冯雪峰立刻赶来见两个孩子，努力哄孩子高兴，争取问出一些信息，熟络后终于得知两个孩子是湖南人。
冯雪峰立刻认定了孩子的身份，立刻安排董健吾联系张学良，通过张学良把两个孩子悄悄送到了苏联，远离危险的环境。两个孩子送到苏联后，李云才得知两个孩子的真实身份乃是毛主席的儿子毛岸英、毛岸青。
实际上早在杨开慧牺牲之后，党组织就已经把毛岸英三兄弟转移到了上海。在板仓党组织的安排下，把孩子安排到了“上海大同幼稚园”，里面都是同志的孩子，由董健吾负责管理。
但随着上海局势紧张起来幼稚园也被敌人盯上。为了安全，组织决定解散幼稚园，孩子有的被家人接走，有的则设法代为照顾。
组织经过考虑，让董健吾照顾毛岸英兄弟（此前毛岸龙已经因病去世），但董健吾自身的安全是个问题，为了避免连累孩子，他把孩子送到了前妻黄慧英那里，期间董健吾更是将党组织每月给出的30元生活费以及外加自己补贴算给黄慧英，作为生活费。
后来由于局势紧张，组织被迫停止了提供抚养费，黄慧英生活也很是困顿，少不了对两兄弟的打骂。一次，在毛岸英见到弟弟被打后，毛岸英兄弟选择了离家出走。
此后两个孩子的流浪之路历经坎坷，曾经打过工，也曾经被雇主打过，生活十分艰难，几乎不可想象。直到上海特科恢复工作后，并安排李云找到两个孩子后，毛岸英兄弟才结束了困苦的生涯，生活上有了保障。
此事过后，组织安排李云到宋庆龄身边工作。1937年淞沪战役爆发后，她跟随宋庆龄去香港，并担任了重要职务。但出于保密规定，70多年来，她一直对当年的事情只字不提。直到2002年，毛岸英遗孀到访谈及此事，另外有领导告诉她关于中央“特科”的保密期限已过事情允许公开了。她才谈及这些事情，但没有把这份功劳揽在自己身上。
2011年，毛主席的孙子毛新宇来医院看望她，毛新宇见到老人后，立刻紧紧握住老人的手，说“您是毛家的大恩人”、“是您救回了我的父亲，如果没有您的帮助，也不会有我的今天。”
李云也十分感动，认认真真的把当年的事情讲了出来，两人都泪流满面。
面对毛新宇的感谢，她说“你不用感谢我，这是组织上交给我的任务，是必须要完成的”。
李云坚持完成组织安排的艰难任务，并保守秘密70多年，老一辈的崇高品德值得后人尊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