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抗战时期，面对日寇的重火力装备，缺少弹药武器的抗日部队只有勇敢显然是不够的，如何保障足够的武器弹药供也就成为了亟待解决的问题。

这一点上尤其是八路军方面体现的十分明显，由于缺少枪支弹药，很多时候被迫用上了冷兵器大刀片和红缨枪。

而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八路军可谓是想尽了各种办法，但无论是缴获还是自己制造显然是十分不易的，最好的办法肯定是从军火库中拿。

此时，一位热衷于抗日救亡的东北军女军官便在武器装备补给上发挥了关键作用。她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多次从东北军武器库中调出装备悄悄支援八路军，为抗日做出了重要贡献，她就是高崇德。

1904年，高崇德出生于辽宁省黑山县。生逢乱世，内忧外患，家中有遭幼年丧父，可以想见她的家庭之难。少年时候她就担起了家中的责任，帮助母亲分担了很多压力。

不过从一方面而言，这倒也磨练了她的性格。

在清朝灭亡之后，日本方面不断染指东北，并除掉了张作霖。而东北军倍感压力的情况下，继任者张学良要求部队加强训练。适逢此时在东北军里担任团长的吕正操在偶然的缘分下结识了她，最终在双方家长的同意下，两人正式结婚了。

丈夫就是部队里武艺出众的人，近水楼台先得月，她在丈夫的指导下，高崇德苦练打靶射击本领和各种军事技能，凭着刻苦和天赋，没过多久就成了团里公认的神枪手。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张学良选择不抵抗，命令东北军撤往关内，这也导致东北全境迅速沦陷。不过，仍有部分东北军在家国大义面前选择了大义，选择抵抗日军侵略。

高崇德和她丈夫吕正操一致认为部队应该守土尽责，奋勇抗日，于是吕正操违背上级命令，带领部队南下阻击日军。

她则积极配合丈夫开展抗日宣传工作，在很多地方开展演讲，同时贴标语和征兵，号召大家参与到抗日救亡中，誓死不当亡国奴。

她的这些努力引起了党员王先生的注意，两人围绕抗日救亡的具体办法进行了探讨，还成为了朋友。期间王先生赠送给她一本名为《陶罗斯上前线》的书籍，激励她成为新时代的花木兰。在交流过程中，她受到王先生影响，对延安提出的联合抗日的主张表示高度赞成。

1937年，王同志带她见到了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经过一番交流，她当场提出要加入抗日部队。

但林伯渠表示她可以完成更重要的任务，即帮助八路军部队悄悄转运军火。

由于此事事关重大，林伯渠表示要高度保密，并由他直接向她下达任务。

当时她丈夫吕正操指挥的691团正好负责东北军弹药库的相关后勤工作，借助这一层关系，她多次带着人去军火库要求提走强制弹药，军火库的守备人员都直接放行，完全不怀疑这件事。

但是时间长了，提走的武器弹药越来越多，守备军火库的人也开始盘问了，拿不出手续，事情越来越难办。

为了完成任务，她开始设法贿赂军火库看守官，以新兵配置装备为借口，陆续调走一批批的军火，然后暗中交给八路军。但俗话说：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由于东北军弹药库有大量武器被运出，但是又没有部队接收，武器“不翼而飞”，很快高层就派人来调查，南京方面直接将此事定性为“最大军火仓库被盗案”。好在她提前有所准备，调查组忙活了几个月，找不到任何有用的线索和证据，此事只能不了了之。

但经过这件事，东北军加强了弹药库的管理，她很难再顺利往出运输军火，必须找其他借口。

在汇报了林伯渠后，她通过各种关系，终于给丈夫的团部争取了“第一战区独立游击支队”番号，有了作战番号，再往出运输军火自然就有了借口，例如“作战打光了，急需补充”或者“战前准备工作”之类的。

就这样，一直到1941年，她已经数不清多少次为八路军悄悄输送武器弹药了。

1941年，她和刘伯承见了面，刘伯承坦言部队需要一些炮弹，这可难住了她。因为炮弹属于重武器，管理相当严格，她费尽周折，总算往出运了一批。但这件事很快东窗事发，有人举报了她。国民党军立刻调动一个团包围了她的驻地，她带领战友们奋力突围，顶住日军、蒋军和日伪军的轮番进攻，在生死时刻，八路军陕西办事处及时派人找到了她，并护送她去延安养伤。

朱总司令得知此事后十分重视，再三嘱咐医院一定要治好她，说她是八路军的大功臣。

伤愈后，她主动请战，组织允许她参加了辽沈战役。

新中国成立后，她旧伤复发，组织安排她去沈阳治病，并在辽宁省委干休所工作，享受正厅级待遇。

晚年的她特别低调，从来不跟人谈及转运军火的这些危险经历，很多亲朋都不知道这些事情。

直到她91岁身体状况不容乐观的时候，才在病床上告诉大家这些事，大家才恍然大悟，原来身边的这位老人就是国民党一直在找的军火大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