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1965年1月，毛主席打算对1941年写的批评王明“左”右倾错误路线的“九篇文章”进行修改。为此，他把这些旧稿子发给了一些中央领导人，想听听他们的看法。
在重新出版这些历史文稿时，毛主席特意加上了自己的修改建议：“里面提到了总理的名字，最好去掉……”这样的指示体现了毛主席对文稿内容的细致审阅和严谨态度。
【毛主席：恩来一生正确比错误多得很多】
胡乔木曾提到，毛泽东对那“九篇文章”的具体写作日期印象模糊了。他决定修订这些文章，是因为有人把它们的初稿交到了他手里。
1964年，裴桐在中央档案馆发现了九篇文章的原始手稿照片。随后，他联系了毛主席的秘书田家英，委托他将这些照片转交给毛主席。
毛主席起初没认出这些照片中的内容。后来，中央档案馆找到了九篇文章的原始手稿，毛主席这才记起自己确实写过这些文章。
毛主席审阅了这九篇文稿后，认为内容需要调整，不适合直接存档或公开发表。于是，他决定亲自修改这些文章，并为此写下了批注意见。
在审阅并修订这九篇文章的批注时，毛主席提到：“文中再次提到了总理的名字，这部分内容应予以删除。总理一生中的正确决策远多于失误。这些文章以前未曾公开，现在也不适合发表。至于未来几十年后是否发布，就留给后人来决定吧。”
根据毛主席的回忆，那“九篇文章”大概是在1941年春天完成的。他之所以这么认为，是因为这些文章里完全没有提到欧洲的战事。
在5月12日整理文稿时，毛泽东再次提笔注释：“这篇文章的具体创作时间已无法确定，推测应是在1940年，或者是在战争爆发前的某段时间完成的，因为当时希特勒还未挑起全球性的战事。”
据胡乔木回忆，毛泽东在起草这些文章时，最初的标题是"关于和博古路线相关的主要文件"。经过多次调整，标题先改为"关于和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相关的一些主要文件"，最终确定为"关于一九三一年九月至一九三五年一月期间中央路线的批判"。不仅标题经历了多次改动，文章的核心内容也进行了重大修订。
文章完成后，毛泽东仅让刘少奇和任弼时过目，周恩来和朱德并未接触。此外，作为毛泽东的秘书，胡乔木也阅读了这些内容。
毛主席决定调整这些文章的内容，主要是因为其中表达的观点过于直接和激烈，不利于团结那些曾经犯过错误的同志。他希望通过修改，缓和文章的语气，减少对这部分人的负面影响，从而更好地促进党内团结。
那篇名为“九篇文章”的文稿最终未能公开，主要原因在于其措辞过于尖锐，且直接提到了几位政治局委员，其中包括周恩来。这种激烈的言辞和点名批评的做法，使得文章在当时无法被发表。
在修订这九篇文章时，毛主席将主标题改为《驳第三次左倾路线》，而原先的标题“关于一九三一年九月至一九三五年一月期间中央路线的批判”则被调整为副标题。
毛主席在批改文件时特意提及周恩来总理，主要源于两人在革命历程中结下的深厚友谊。周恩来作为毛主席最信任的战友，在长期的革命实践中，表现出高度的政治智慧和卓越的领导才能，其正确决策远多于失误。这种深厚的革命情谊和周恩来同志的优秀品质，使毛主席在重要场合时常提及他的名字，以示肯定与信任。
【周恩来：要不军事指挥权你来搞】
1925年，毛泽东与周恩来首次见面。当时，毛泽东担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的代理部长，而周恩来则是黄埔军校的政治部主任。两人在工作中有了交集：毛泽东邀请周恩来到农民运动讲习所讲授军事课程，周恩来也请毛泽东到黄埔军校讲解农民问题。
毛泽东与周恩来时常就中国革命的未来展开讨论，因为他们在革命理念上有着诸多共识。
随后，由于蒋介石背离了革命初衷，毛泽东与周恩来在李富春的住所不期而遇。这次短暂会面后，两人各自投身于革命事业中，继续为中国的未来奋斗。
1931年11月底，毛泽东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的最高领导人。同年底，中共核心领导人周恩来从上海转移到中央苏区，开始直接参与根据地的领导工作。
在中央苏区时期，周恩来身兼数职，包括中央苏区中央局书记、中国工农红军总政委及第一方面军总政委，同时担任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
在这个时期，毛泽东正面临着革命道路上的重大挑战，身处个人生涯的艰难阶段。尽管他身兼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主席一职，却未能涉足军事决策领域，这让他感到极为沮丧和受限。
某日，周恩来前往毛泽东住处进行访问。两人进行了深入的交流，毛泽东对周恩来的表现印象颇佳。临别之际，周恩来紧握毛泽东的手，郑重说道："以大局为重，为党团结。"
1932年1月，中国共产党临时中央向中央苏区的红军下达指令，要求他们攻占南昌等主要城市。
毛泽东察觉到形势严峻，立即与周恩来商议。他直言不讳地表达了自己的忧虑，指出当前红军的实力尚不足以攻占大城市，建议将目标转向地主土豪的据点，以此作为更实际的选择。
周恩来在认真思考毛主席的建议后，深感其见解的正确性。他立即向中央发电，详细阐述了红军在进攻主要城市时面临的实际挑战和不利因素。
毛泽东提出的战略建议并未得到临时中央的认可，这一决策失误直接导致红军在攻打赣州时陷入僵局，久攻不下，最终不得不选择撤退。
三月份，毛泽东主席根据战场形势的转变，迅速作出了准确的分析，并及时向周恩来进行了汇报。
与此同时，周恩来亲赴长汀，负责调配部队和物资，确保前线作战需求得到充分满足。毛泽东与朱德并肩指挥红军，成功击溃敌军四个团，缴获大批战利品，最终赢得漳州战役的全面胜利。
尽管取得了这场战役的成功，毛泽东并未重返军队指挥职位。这一决定对党和红军来说无疑是一个巨大的缺憾。他的军事才能和战略眼光在当时无人能及，未能继续发挥其军事领导作用，使党和红军在后续斗争中失去了一位杰出的统帅。这一人事安排的影响深远，直接关系到后续革命进程的推进和军事斗争的开展。从历史角度来看，这个决策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党和红军的发展潜力，也影响了中国革命进程的推进速度。
在10月，临时中央对周恩来频繁采纳毛泽东的建议感到不悦。随后，在宁都会议上，临时中央决定将毛泽东调回后方，专注于中央政府的事务，同时将军事指挥权移交给周恩来。
在第四次反"围剿"取得胜利后，周恩来抓住战事暂缓的时机，认真考虑了重新启用毛泽东担任军事指挥的事宜。他连续向临时中央发电报，坚持建议恢复毛泽东红一方面军总政委的职务。经过不懈努力，这一提议最终得到了批准。
广昌战役之后，临时中央组建了一个三人小组。在这个小组里，博古主管政治事务，李德掌管军事大权，而周恩来则主要负责监督军事计划的执行。对于这一安排，周恩来曾表示：“李德实际上成了总指挥，我的地位连参谋长都算不上，充其量只是个参谋处长。”
在第五次反"围剿"战役期间，由于李德和博古指挥失误，导致红军遭受重大伤亡，最终被迫实施战略性撤退。
1934年10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主力部队——中央红军，正式踏上了战略转移的征程。
在长征初期，李德因指挥失误被解除了对红军的领导职务，实际指挥权随即转交到周恩来手中。
某日，周恩来专程来到广西龙胜县的一个偏远村庄，探望当时处境孤立的毛泽东。
会面时，周恩来与毛泽东共同商议了如何扭转当前困境的对策。毛泽东毫不避讳地指出，导致红军陷入困境的关键在于领导层的问题，并明确表示：“显而易见，李德已经无法胜任领导职务了。”
毛泽东的提议得到了周恩来的支持。周恩来随即表示："军事指挥工作还是由你来负责吧。"
周恩来提出建议后，毛泽东回应道："这个调整影响太大，恩来，你继续主管军事工作，我配合你完成。"
在会议中讨论军事失利及其应对策略时，周恩来表示：“毛泽东在作战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他对指挥战争有着浓厚的兴趣。我们应该充分发挥他的这些专长和优势。如果他在前线，能够提出许多有价值的建议，这对战局会有很大帮助。由毛泽东来负责指挥，可能会更加得心应手。”
1934年12月18日，周恩来在贵州黎平主持召开了重要会议。会上，周恩来明确支持毛泽东提出的调整行军路线的建议。经过讨论，会议作出了战略决策：部队在强渡乌江后，将转战敌军控制较弱的贵州地区。这一决定为红军后续的战略转移奠定了基础。
会议结束后，周恩来注意到李德缺席，便主动将会议达成的决议告知他。得知内容后，李德立刻与周恩来发生激烈争执。
看到李德还是这么顽固，周恩来火冒三丈，猛地拍了一下桌子，桌上的马灯都被震得跳了起来，灯也灭了。这一下总算把李德给镇住了。
在采纳了毛泽东的建议之后，红军迅速攻占了贵州的遵义地区。
1935年1月，遵义会议召开期间，毛主席获得了周恩来的坚定支持，成功确立了他在党内的领导核心地位。在军事指挥方面，党中央决定由毛主席协助周恩来共同负责作战事宜。
博古直接向周恩来表达了对这一决策的异议。面对博古的质疑，周恩来情绪激昂地回应：“在中国革命的道路上，毛泽东是不可替代的领导者，唯有他能够指引我们走向胜利。无论是你、我，还是其他人，都无法胜任这一重任！”
周恩来尽管负责军事工作，但对毛泽东始终保持高度信任。很快，中央成立了由毛泽东、周恩来和王稼祥组成的三人军事领导小组，全面接管红军的指挥权。
这一决策实质上强化了毛泽东的权威，同时削弱了周恩来的影响力，原本"毛泽东协助周恩来"的局面转变为"周恩来配合毛泽东"。
面对这一情况，周恩来并未表现出任何不满，反而露出了满足的神情，他微笑着说："现在问题解决了，以后咱们就能赢得更多战役了！"
在毛主席和周恩来的紧密合作中，中共中央成功应对了多次危机，接连取得了重要胜利。两人在革命斗争中建立了深厚的信任和默契，成为了并肩作战的亲密战友。他们的协作不仅推动了革命事业的发展，也为中共在艰难时期奠定了坚实的领导基础。这种默契和信任，使他们在复杂的局势中始终能够团结一致，共同面对挑战，最终带领党和人民走向胜利。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周恩来一直担任国务院总理职务，与毛泽东密切合作，共同处理国家政务。毛泽东对周恩来的工作能力给予了高度信任和肯定，两人之间的革命友谊日益深厚，彼此间的支持与关怀也不断加深。这种紧密的合作关系贯穿了他们的政治生涯，对新中国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1965年，毛主席在审阅"九篇文章"时，发现文中提到了周恩来总理的名字。考虑到两人长期以来的紧密合作，毛主席特意在文稿上作出批示，建议删除周恩来的名字。这一决定体现了毛主席对周恩来历史地位的公正评价，也反映了两人之间深厚的友谊。
经过毛主席亲自修订的“九篇文章”，仅限在中央高层几位领导人之间传阅，并未对外公开，甚至没有在党内内部发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