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秋天那会儿，大坏蛋李士群，就是那个汪伪76号特工总部的头头，把关露叫到了他自个儿家里头。
聊了几句家常后，李士群装作不经意地问：“关小姐，你是不是潘先生那边过来的呀？”
关露一听这话，心里猛地咯噔一下，但脸上还得硬撑着，不露半点异样，随口问了句：“你说的老潘，是哪位呀？”
“关小姐，你就别拐弯抹角了。”李士群笑着说，“在上海，还有啥事儿是我不知道的呢？我真想见见潘汉年。”
尽管李士群表达得很清楚，说他想和中共地下党建立联系，但关露在没有党组织的明确指示下，还是不敢有丝毫表露。她心里琢磨，这要是个圈套，自己可就危险了，说不定还会把跟自己有牵连的地下党员也给扯进来。
李士群瞧着关露还是一脸淡定，心里头不由得有点急眼了：
我也是特工出身，虽说后来跟了汪精卫，还有日本人那边，但我亲手逮过哪些共产党，解决过哪些共产党，我心里头清楚得很，打狗队的手段我可不陌生。
李士群压低声音，悄悄跟关露讲：
“我能帮新四军搞定钱、枪炮，还有日本的情报。”
在确保万无一失的情况下，关露得到了党组织的批准，促成了两边的碰头。
我妹给我写了封信，说她有个朋友打算创业，你感不感兴趣一起干？
李士群心里跟明镜似的，关露那话是啥意思他一下子就懂了。潘汉年琢磨了关露的话后，悄悄地在上海跟李士群碰了头。打那以后，日军那些清乡、扫荡的小九九，就一个接一个地落到了新四军的手里头。
【“宁为祖国战斗死，不做民族未亡人！”】
李士群早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27年大革命垮台后，他跑到苏联去学习。1928年一回来，他就在上海秘密干活，做的是地下工作。这么一直干到了1932年，他被抓了，然后才变了心，投了敌。
挺有意思的是，李士群那会儿被国民党当局扔进了大牢，巧的是，他还和中共挺有名的地下工作者施亚夫关在了同一个地方。
有一次，李士群跟施亚夫闲聊时问：“你觉得，是身体更关键呢，还是心灵更重要？”
施亚夫心里头对李士群提的这个问题直犯嘀咕，不过他还是随口回了句：
身体不过是过眼云烟，真正长久的是咱们的心灵。
李士群听完施亚夫那句话后，只是不停地叹气，啥也没说了。
两人在牢里都遭到了严刑拷打，但施亚夫硬是一声没吭，咬牙挺过来了。反观李士群，他却没能扛住，叛变了，还投靠了中统。更过分的是，李士群原本是中统派去南京潜伏的，结果他却跟汉奸川岛芳子混到了一起。不仅如此，他还把自己的老上司丁默邨，一个曾经的中共党员也给拉下水了，两人一起搞了个76号特工总部。
虽然丁默邨挂着76号大老板的名头，但真正管事的是李士群。
可能那时候，李士群心里头就有点数了，觉得自己以后的日子可能不会太好过，所以就开始为自己的后半辈子打算了。
李士群在上海主导了对国民党中统和军统特工的“清除内奸计划”。他干这行当越来越顺手，却也越来越招戴笠和陈立夫的眼红。那时候，已经叛变投敌的原中共党员汪精卫，跟军统也扯上了关系。军统让他和丁默邨联手，打算干掉李士群。李士群这人精明得很，早就感觉到自己处境危险，开始琢磨着给自己找条后路。
关露的出现，简直就是最佳人选，没得说。
那时候，关露接到了中共地下党组织给的任务，找机会去劝说李士群反水。
关露在成为潜伏在76号的特工前，可是个有名的左派文人。她真名叫胡寿楣，“关露”只是她的一个笔名。1907年7月，她在山西右玉县呱呱坠地。
关露在上海那会儿，和张爱玲、丁玲一样有名气。早在1932年，她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后来还按照党组织的指示，加入了上海的中国左翼作家联盟。
“左联”是上世纪三十年代中国共产党在上海牵头成立的一个文学团体，它在中国革命文学的历史上有着非常重要的地位。关露在左联那会儿，不光平时会写写东西，还翻译了不少好书，像高尔基的《海燕》啊，《邓肯自传》这些。
抗战一开始，关露就动用自己的号召力，拼命为抗战的事情到处忙活。
“为了祖国，我愿意拼死战斗，绝不当亡国奴！”
关露喊出的这句口号，让她得了个“民族之妻”的美名。
可谁也没能料到，关露最后竟然和汪伪76号特工总部的李士群扯上了关系。
过了好些年，这个谜团总算是被解开了。
1939年11月份，关露正忙着给她的长篇小说《新旧时代》收尾，结果突然收到了中共华南局大领导的秘密指示，让她火速赶到上海。关露二话不说，立马动身去了上海。到了那儿，她见到了廖承志和潘汉年，三个人聚在一起聊了起来。
那时候，潘汉年给关露交代的任务，可是个超级机密，三个人聊的那些话，当时谁都不能往外说。过了好多年，这事儿才被揭开，大家这才明白，原来潘汉年给关露的任务是：
赶紧回上海去，把李士群争取过来。
说实话，关露那时候已经是大名鼎鼎的左翼作家，完全有资本拒绝这个活儿。虽然现在咱们已经无法确切知道他们具体聊了些啥，但关露二话不说，干脆利落地就答应了。
潘汉年在跟关露告别时，说的最后一句话是：
以后要是有人骂你是汉奸，你可千万别去辩解，一辩解，那就麻烦了。
关露只是简单地回了四个字作为回应。
“我不会去争辩什么。”
后来我们才弄明白，关露之所以会被党组织挑中去做这个任务，全靠她妹妹胡绣枫的推荐。
1933年的时候，李士群被抓进了监狱。那时候，他老婆叶吉卿正怀着孩子，没办法，只好去找胡绣枫求救。胡绣枫心眼好，把叶吉卿接到家里照顾。李士群这人懂得感恩，从那以后，他就把胡绣枫当成了自己的大恩人。
本来，党组织是想让胡绣枫去完成这个任务的，但那时候胡绣枫在重庆，手头的事情也是一大堆，忙得不可开交。所以，她就推荐了自己的姐姐来代替。
可是过了好些年，胡绣枫再想起那件事情，心里头挺后悔的：
我真不该跟潘汉年提起我姐认识李士群这事儿，本来该我自己去的，却让姐姐替我跑了一趟。这事儿我一直心里过意不去，感觉亏欠姐姐一辈子。
【奉献了一生】
回到上海，关露就成了汪伪特工总部那个76号地方的红人，跟李士群的老婆叶吉卿走得特别近，俩人经常一块儿出去逛街。
就在那会儿，关露被“左盟”给踢出去了。
有一天，左盟的头儿找到了管诗歌那块儿的蒋锡金。
“关露还会不会来参与你们的活动啊？”
“没错。”
以后就别让她再来参加了。
关露接了党组织给的任务后，就开始有意识地和之前的朋友们拉开距离。后来，朋友们聊起关露时，甚至会往地上啐一口，来表示他们的不满。
碰到这种情况，关露心里头特别纠结，感觉很不痛快。
胡绣枫说起过，关露在上海那会儿给她写过一封信，信里头话说得挺含蓄，意思就是她特别想再回到党组织里头。
我想去爸妈那儿，但不知道他们会不会答应。
胡绣枫把这事儿跟邓颖超详细说了说。没多久，八路军办事处的人就找上门来，跟她讲了党组织的意思。胡绣枫明白了之后，就给关露回了封信：
“你爸妈说不让你回来，你现在还在上海呢。”
关露只能咬牙坚持，继续藏着身份不动声色。
1942年5月份，太平洋那边一开打，日本对中国的进攻就更猛了，他们想把中国变成自己的老窝。不光是军事上动手，文化上也想占便宜。那时候，日军找了一群文化上的叛徒，在中国到处办杂志。关露呢，也被他们拉去，给日本海军管的《女声》杂志当编辑了。
1943年7月份，《女声》杂志打算派关露去日本，参加一个叫做“大东亚文学者大会”的活动。日本人有个规矩，说中方去的那几十位代表都得拍照发报纸上。关露心里头明白，这要是一拍照上了报，那以后自己背上“汉奸”的骂名可就再也摘不下来了。
正当关露要开口拒绝之际，潘汉年突然给她换了个新差事，要她带封信去日本，亲手交给秋田教授。原来，当时在中国的日本共产党头儿野坂参三，跟日本那边的日共领导断了线，急着想通过秋田教授重新搭上线。无奈之下，关露只能答应，踏上了去日本的旅程。
关露在敌人那边的机关工作时，虽然环境复杂，但她还是为抗战出了不少力。比如，她会悄悄地在《女声》杂志上发些带有反战爱国意思的文章，还帮助培养了一些有进步思想的文学青年。
在日本那会儿，日本人想让中方代表通过广播说些话，给关露定的主题是《大东亚共荣》。但关露硬是没同意，直接给换成了《中日妇女文化交流》。
虽然做了不少努力，但关露的身份还是很难被澄清。她尝试了各种方法，可怎么也摆脱不掉那些过去的影子，关露的身份依旧是个难题。说白了，不管关露怎么做，她的身份问题都像块顽固的石头，难以搬动。总之，关露的身份洗白之路，还真是任重而道远啊。
关露在日本参加的一大堆活动，一下子就在咱们国内的新闻上传开了，这下子，“汉奸”这顶帽子算是结结实实地扣在了她头上。
1943年那会儿，《时事新报》里头登了篇文章，里头说：
那时候，日报想为他们的共荣圈造势，关露就被推选为代表，厚着脸皮跑到敌人大本营去参加什么代表大会。说真的，她就像是在不正常环境里长歪的无耻女作家。
由于各种原因，关露在抗日战争结束后，被国民党当局列入了清除奸细的名单。为了确保她的安全，党组织迅速行动，将她秘密送到了新四军根据地。
关露按照党组织的指示回到解放区后，党组织没有公开说明她是地下党员的事儿，结果她受了好多冤枉和误会。
好不容易通过了新四军的干部考核，关露心里头盼着能早点儿回工作岗位上。
可就在她准备发表那些诗文的时候，《新华日报》的大当家范长江却建议她换个笔名：
要是共产党的报纸上登了关露的名字，老百姓看了可能会有不好的感觉，那样就会有人拿这事儿说事，找共产党的麻烦。
关露的朋友们一个个都来劝她说：
你干啥不让大家把关露这名字给忘了呢？你得想想党报的面子，别老惦记着你自己的那点荣誉。
【恋人：忘记过去吧】
但关露牺牲的不仅仅是她的名声，还有她的爱情。
关露经历过两段感情，但都没能走到最后。她的第三段感情，对象是建国后当上外交部副部长的王炳南。在以前的革命岁月里，咱们党里有两个叫王炳南的。其中一个是湘鄂边根据地的元老，贺龙的好朋友，原来的红三军第九师参谋长，他在1933年6月20日牺牲了，后来国家追认他为烈士。但跟关露谈恋爱的那位王炳南，可不是这一位。
王炳南和关露是在抗战还没开始的时候认识的。
1937年的时候，王炳南被党组织安排去了上海，他成了上海文化界国际宣传委员会的常委，还有全国各界救国会的常委。借着和左联朋友的关系，关露和王炳南慢慢就认识了。
虽然他们俩是刚认识不久，还没到商量婚事的那一步，不过心里头已经对对方有了点意思。
党组织安排王炳南要去武汉上任，走之前关露送了他一本自己的诗集当礼物。王炳南想让关露在书上留个名，关露爽快地签了，还顺手把用的派克钢笔夹在了书里。可就在把书递给王炳南那会儿，关露注意到他的手冷冰冰的，就随口对他说：
“你手咋这么冷啊，快揣兜里暖和暖和。”
就因为那么一句话，王炳南心里头暖洋洋的。后来到了武汉，他们俩书信往来不断，慢慢地都对对方有了好感。王炳南有次给关露写信，还特地放了张自己的照片进去，照片背后写着这么一句话：
你一时对我好，我会一辈子记着你，时刻关心你。
尽管他们俩身处不同的地方，但他们的感情却越来越深，没多久就确定了情侣身份。那时候，他们俩心里都盘算着，等抗战一结束，就马上结婚成家。
等关露和王炳南再次碰面时，她已经39岁了。为了革命能成功，她把自己的大好年华都搭进去了。这回能遇到这么好的伴侣，她心里头特别珍惜。王炳南呢，对这段缘分也是看重得很。
恩来和我琢磨了好久，都觉得关露这人挺不错，可问题是，她有过那么一段经历，现在外面名声不太好，大家都误会她是文化汉奸。而你呢，一直做外事工作，大家都知道你是共产党。要是你们俩走到一起，外面肯定会议论纷纷，影响不好。
王炳南对党忠心耿耿，原则性特别强。当组织上不同意他和另一半的婚事时，他心里头真是煎熬得不行。可最后，他还是咬了咬牙，决定严守党的规矩。
王炳南想跟关露彻底划清界限，于是给她写了封分手信。
关露这次真的是受到了很大的冲击，心里头受不住，精神上都有点不对劲了。
幸运的是，华中分局的组织部长曾山知晓关露的处境，帮她重新接上了党组织的联系，这让关露心里多少有了些安慰。之后，关露就被安排到华北大学的第三部去上班了。
1949年3月份，关露无意间听到王炳南在香山，就立马跑去见他。虽然好多年没见了，但他们心里还是有很深的感情。关露想再试试能不能跟王炳南和好，可事情都过去了那么久，感情也回不来了。王炳南把当年关露送他书时一起给的那支派克钢笔还给了她，连着说了三遍：
“把过去的事儿都放一放吧。”
关露硬是把眼泪憋了回去，点头应允道：
炳南，我打算把咱们以前的事儿都放下，从今往后，一直到老，我都不会再去找你了。
说起来，关露的日子可比别人难熬多了。不光是受到潘汉年的牵连，最关键的是，打从抗战那会儿起，她那一段特殊的经历，就把她推进了无尽的苦海里。
关露的身体状况变得越来越差，不光是精神上出了问题，还患上了脑血栓等各种疾病。虽然经过抢救，身体有所恢复，但记忆力却大不如前，好多年轻时候的事儿她都记不清了。她现在连字都没法写了，手连笔都拿不稳。
好在1982年3月份，中组部给关露正了名，发了份《关露同志平反决定书》。这回，里头头一回把事儿说清楚了，原来关露在抗战那会儿，是党组织派到上海搞情报的。这么一来，那些硬扣在关露头上的瞎话，总算是全给掀翻了。
关露心里的那道沉重枷锁，总算是完全打开了。
十多年过去了，关露离开了这个世界。在她身边，除了一个大大的塑料玩偶，就只有一张她心爱之人的照片。照片背面，关露留下了两行她亲手写的诗句：
梦里头那温柔乡，不知与谁共枕眠，古往今来，痴情者唯我一人罢了。
1982年12月5号那天，文化部在八宝山给关露办了个挺庄重的葬礼。就在那个葬礼上，王炳南也来了，他就一个人默默地站在人群最后头，脸上一点笑容都没有，从头到尾都没跟谁说上一句话。
我觉得，让那位已经很有名的左翼文人去做所谓的“文化叛徒”，会给大众带来不好的示范，现在想来，这种安排真的不太合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