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3年，虽然此时的邓小平已经退休，但他仍然保持着对国家和人民的关注和热爱。
10月31日，已经年逾九旬的邓小平提出想逛一逛京城，于是邓小平的女儿邓榕便带着他前往北京城游玩。
可就在车子驶上通过一个高速收费站时，发生了一个小插曲，邓小平的女儿突然对他说，“拿钱”。
而邓小平的回答却让车上的人捧腹大笑。
邓小平究竟说了什么？邓小平此次的北京游玩又发生了什么呢？
1993年10月31日，退休的邓小平和家人商量逛一逛京城。
那天正好是周日，邓小平一家在时任北京市常务副市长张百发的陪同下，再一次仔细地游览了北京城的全貌。
“北京真是全变了，变得我都不认识了。”
邓小平虽然一直住在北京，但繁忙的工作很少让他停下脚步端详这一座城，退休之后他自然要出来走一走，看一看。
他高兴地对张百发说，
“队长！再带我转转那些新落成的道路吧。”
十月是国庆的日子，北京的街头虽然没有再像月初那样热闹，但庆祝新中国成立44周年的宣传标语还是随处能见，花坛里的菊花在萧瑟的秋日依然开得旺盛。
1993年，已经改革开放十年之久了。
北京的确像小平感叹的那样变了许多，人群多了起来，一座又一座的高楼建了起来，街道变得更加美观路上的轿车也多了起来。
张百发带着邓小平坐上了丰田的面包车，车子渐渐驶离了建国门开上了东三环的高架桥。
如果站在道路上能够仔细地观察出北京的变化，那么当面包车围绕着高架桥快速地驶过时，便能够更明显地发现北京“不一样”。
起吊机随处可见，低矮的建筑被踏平，一座高楼又被修建了起来，原来的京广大厦是东三环高架桥唯一座高楼，可邓小平见到的不再是这一座楼。
“这地方我记得我以前来过，但它的样子真的是全变了。”
张百发接过邓小平的话继续说道，
“就3年，这一片就完全变样了！”
邓榕也表示，
“爸爸如果想多出来看看就给我说，我带你来看。”
交谈中，张百发建议邓小平常出来走动走动，并说道，
“还是要多出来走走，当强身健体了。有些老人同您年纪一般大，还打网球呢。”
邓小平摆了摆手，笑着说，
“他们胆子都比我大，我不行啊。”
说着车子已经离开四元桥，开始驶上了平坦宽阔的机场高速公路。
而就在通过一排民族风格牌楼式的收费站时，邓榕问张百发，
“这收多少钱的费用？”
张百发表示，
“像咱们坐的这种车，过一次交20元。”
邓榕闻言突然转向邓小平，调皮地说，
“爸爸，拿钱。”
邓小平则是以浓重的四川口音风趣地回答道，
“我哪里有钱？从1929年起，我身上就分文全无！”
这句话一出，说得坐在身边的卓琳和全车的人都捧腹大笑起来。
“旅程”结束后，邓小平还意犹未尽地说，
“京九铁路修得怎么样了？希望四年之后香港回归我能坐上这趟车去看看啊！”
张百发则表示，
“西客站是京九铁路的起点。1996年这条铁路建成后，您不用坐飞机，坐火车就可以从北京直达香港，实现您1997年去香港看看的愿望。”
邓小平闻言点了点头，在邓榕的搀扶下回了家。
之后因为各种原因，邓小平一直没有时间在去游玩北京，这也成为了邓小平最后一次游北京。
02人格魅力而那一天的北京游玩也让张百发记忆犹新，并切身感受到了邓小平的人格魅力，他说，
“邓公‘幽默大师’的称号真是名不虚传啊。”
邓小平的幽默在于他能够用极简短的话说出最诙谐有趣的故事。
解放战争时期，刘邓带领的大军秘密行进到了黄河北岸，他们趁着没有被国民党军发现的契机决定夜渡黄河。
当队伍正在有序地渡河时，两架侦察机的噪音打破了夜的寂静，也叫停了前进的军队。
士兵们都紧张了起来，刘伯承也看向邓小平，低声问道，
“这是国民党的侦察军，我们的行动是不是要暴露了？”
邓小平并不慌张，反而打趣道，
“敌军怕我们寂寞，知道我们渡河看不见，还给我们点起了‘天灯’。”
紧张的气氛也随着邓小平的话淡了不少，刘伯承也笑着拍了拍小平的肩说，
“也只有你才能在这种情况说出这些话。”
除此之外，1983年邓小平在钓鱼台国宾馆会见了时任美国国务卿乔治·普拉特·舒尔茨，并就中美关系问题与舒尔茨交谈了许久。
在交谈中小平强调，
“自1972年《上海公报》发表以来，中美关系比较正常，作为中美双方，我们都应珍惜这种关系。”
面对美国司法机关企图传讯中国政府的行为，邓小平则表示，
“请特使转告里根政府，中国作为一个主权国家，神圣不可侵犯，我们对此提出严正抗议!”
舒尔茨对此却狡辩道，
“美国司法制度是独立的，政府没有权力过问。”
听了这话之后，邓小平笑着说，
“如此说来，美国实际上就有三个政府了，国会、内阁、法院。那么究竟要人家同你们哪个政府打交道才好呢？”
邓小平这一问让舒尔茨低下了头，没有再说话。
其实邓小平的幽默是在苦难的日子里练就出来的。
1920年夏日，邓小平踏上了驶往法国的轮船，在法国求学的那段时间里，邓小平目睹了资本主义黑暗的一面。
因此他更加坚定了要为“祖国奉献自己一生”的信念。
抗日战争时期，日军加紧对革命根据地的扫荡。
邓小平所在的太行山不仅遭到了外部的经济封锁，内部也都因为自然灾害导致颗粒无收，当地百姓吃不上饭只能就只能挖树根吃。
见百姓吃不上饭，邓小平感到十分焦急，他领头带着部队节约度荒，他将自己省下来的饭菜都送给了住在偏僻山区的穷苦人民。
邓小平还带领部下四处开荒种地，发展生产，只要有空闲的时间小平总会先去农田上看看情况。
当地百姓也能经常见到身着军装的军人扛着铁锹和锄头到田里干活，越来越多的人民群众加入进了开荒的队伍。
人多力量大，几个月之后原本寸草不生的石滩变成了可以种植水稻的良田，邓小平一直担心的粮食问题最终得到了解决。
邓小平和部队种下的白菜整整收获了一万多斤，长乐村的百姓都吃到了邓政委留下来的菜。
邓小平的家人也积极地参加了开荒种地的工作，邓小平的妻子卓琳就是如此。
天没亮时她就已经到了农田，同院的房东都劝她不用这么劳累，但她总是说，
“我们都是农民，都干过农活，这个累不到我的。”
根据地的百姓都将邓小平做的每一件事记在心里，在他们眼中邓小平是一个严于律己的人，从不会额外要求些什么，普通士兵吃什么他就吃什么。
部队吃的主食是红高粱和黑豆面混合在一起的窝窝头，口感很粗糙，如果不喝水都很难将食物吞下去。
司务长给邓小平发放奶和米时，特意给他多称了一点小米，但邓小平却拒绝了这一做法，他说，
“公家的米是留着给更需要的人用的，没有必要给我多称。”
邓小平始终将“人民子弟兵”这句话记在心里，所以他不愿多要百姓的东西，与百姓同吃同穿。
邓小平在太行山工作的那一段时间里就已经开始重视起了科学技术的作用。
他常常虚心向当地农民请教种植的知识，同时还挑选了好几十个品种带回了田里，不过一年粮食的产量便翻了一番。
而邓小平不管遇到什么，自始至终他都没有放弃自己的理想。
也正因为他的坚持，恢复高考、发展经济、包产到户、经济特区……这些具有时代价值的词不再是空洞的词，而是真实发生在中华大地上的事。
《时代》杂志曾向他提出过一个问题，
“在漫长的革命中，你多次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命运和方向。如果今后你不在了，你希望人民怎样怀念你？”
“永远不要过分突出我个人。”
可以说是历史选择了邓小平，14岁走上街头抵制日货，16岁登上去往异国的渡轮，归国之后便一直留在党内为人民服务。
他常问的问题就是，
“那里的人民生活得怎么样了？有新房子住了吗？”
在邓小平的眼中，人民的吃穿用度不是小事，必须要将群众的工作做到位，他也常常教育子女道：“你们要学点本事给国家作贡献”。
伟人虽然已逝，但其为人的风骨却没有消失，邓小平的家风就是最好的证明。
03家风自小离家四处漂泊的邓小平十分珍惜自己在战争年代组建起来的家庭，在外出差的他最牵挂的第一个是祖国，第二个便是自己的家人。
1976年他和妻子卓琳一同居住在东郊民巷的一处老宅子里，后来卓琳眼疾突发住进了医院，小屋里就只剩下了邓小平。
妻子住院以后邓小平更觉寂寞，渴望与孩子团聚的他便给中央写了一封信，两个星期后中央给他做出了答复——“批准”。
邓小平的家风十分严格，他不允许孩子浪费一粒粮食，掉在饭桌上的饭粒也必须拾起来吃掉。
邓林曾表示，
“爸爸平常不会跟我们讲些什么大道理，他只劝告我们‘不要侵犯国家法律，要守法不要太出名’。”
邓朴方也说，
“是父亲给予了我生的希望，父亲教给我最重要的道理就是面对任何困境都不要畏惧，去面对它。”
在邓朴方生活不方便时，是邓小平将他接到了身边。
“看他们照顾我的时候，我心里很不是滋味，应该是我照顾他们的年龄，却让他们反过来照顾我。”
邓小平知道儿子的心情，常调节他的情绪道，
“你小时候我工作忙没有机会像这样照顾你，但现在你给了爸爸妈妈这个机会，我们反而感到很高兴呢！”
孙子辈出生之后小平常常将孩子接到自己的住所，无论孩子怎样调皮，他都不会生气，
“孩子小，调皮很正常。”
除了将孩子带到自己住所学习玩耍，邓小平也常会带他们去参加公益类的活动如植树、捡垃圾，正因如此家里的孩子都喜欢这个和蔼可亲的爷爷。
寓教于乐是小平教育孩子常用到的方法。
“爸爸虽然很喜欢这群孩子，但从不会溺爱她们。”邓榕说。
邓小平对自己的孩子也没有特别的要求，却一再叮嘱，
“不需要你们做些什么大事，有一分力就出一分力，本事都是练出来的。”
他还教会了子女永远向前看，邓小平是一个时间观念很重的人，只要谈到事情他就一定会写下每一段时间该完成的事，子女也受其影响同样非常重视时间。
只有无私奉献才能无所畏惧，邓小平也向人民交出了自己的答卷，实现了自己的理想。
结语1997年2月19日，邓小平永远离开了我们，他曾说，“不要大办葬礼，把我的骨灰洒向大海。”
从战火硝烟的革命年代再到社会主义建设时期，邓小平将他的一生都奉献给了人民，为实现民族独立、国家富强付出了毕生的精力。
尽管邓小平已经离我们远去，但每当我们提到他，还是会深深的被他的人格魅力所吸引和折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