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去年深圳发布“并购十四条”，上海发布“并购十二条”后，又跑在后面的广州终于在2025年春天憋出了“并购十条”。

4月8日，广州发布《广州市支持上市公司并购重组实现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2025-2027年）》，即“并购重组十条”。这一政策被视作广州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中抢占产业制高点的一步不得不走的新棋，期望通过资本市场运作带动或加速略显老态的传统产业升级。

政策明确提到2027年，广州将推动不少于60单并购重组案例，培育10家竞争力强的上市公司，打造“12218”现代化产业体系（1个核心支柱、2个战略新兴产业、2个未来产业、8个现代服务业）。

这个曾经以十三行雄霸世界贸易史的商都，如今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产业焦虑——2024年GDP3.1万亿被重庆超越，退居全国第五；238家上市公司中，传统制造业占比超60%，半导体、人工智能等硬科技企业不足10%。

当深圳用59家独角兽定义创新高度，上海以3000亿并购规模重构产业版图时，广州的上市公司群体正面临着“大而不强”的尴尬：市值3万亿却缺乏宁德时代、恒瑞医药级的千亿龙头，智能网联汽车产业链卡在自动驾驶算法、车规级芯片的关口，生物医药研发效率比国际领先水平慢3-5年。

广州虽然拥有 24 家全球独角兽企业，但与深圳的59家相比，差距较为明显。并且，广州的头部企业大多集中于消费互联网领域，而非硬核科技领域。消费互联网领域虽然在短期内能够快速吸引用户、积累流量，但从长期来看，硬核科技才是推动产业升级、提升国家竞争力的核心力量。

区域博弈：广州的“并购卡位战”

在粤港澳大湾区，并购重组已成为城市竞争的“新战场”。深圳聚焦“20+8”产业集群，2025年目标完成300亿元并购交易，重点支持集成电路、人工智能等领域。香港凭借自由港优势，2024年跨境并购交易额突破5000亿港元，吸引腾讯、小米等企业设立并购基金。

粤港澳大湾区需强化资源配置能力，深圳、香港的资本活跃度长期领先，广州若无法培育具有全球竞争力的龙头企业，可能在大湾区内部竞争中落于下风，广州亟需通过政策工具提升本地资本市场的吸引力。

广州A股上市公司平均资产负债率48%，看似稳健的财务报表下，是传统产能过剩与新兴赛道缺位的双重困境。熊彼特所说的“创造性破坏”在这里显露出残酷一面——当全球产业链重构加速，深圳已将30%的并购资金砸向集成电路，香港用5000亿港元跨境并购筑起资本护城河，广州若再靠“规模扩张”的旧船票，终将登不上新质生产力的客船。

广州的政策出台，本质上是三重倒逼下的被动觉醒：

国家战略的时间窗口：2024年以来，国务院及证监会密集出台政策，鼓励通过并购重组激发资本市场活力，新“国九条”“科创板八条”“并购六条”等陆续发布，并购重组制度持续优化。新政发布后，全国各地陆续发布了本地化的“并购N条”。

广州作为粤港澳大湾区的核心引擎以及全国科技企业并购贷款政策试点城市，已没有“慢半拍”的资本——深圳目标2027年完成300亿并购交易额，上海要在集成电路、生物医药砸下200亿专项基金，广州的60单并购、10家龙头培育目标，更像是一场追赶式的自我加压。

2024年11月，深圳发布“并购十四条”。《深圳市推动并购重组高质量发展的行动方案（2025—2027）（公开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文件支持深圳上市公司注入优质资产、提升投资价值，助力深圳以先进制造业为主体的“20+8”战略新兴产业集群和未来产业发展壮大，增强产业经济发展新优势，到2027年底，力争将深圳打造成为新质生产力投融资活跃区、技术和产业并购交易集聚地、上市公司质量提升示范地、金融市场互联互通先行地、创新资本生态健康规范先导区；推动深圳境内外上市公司质量全面提升、总市值突破15万亿元；推动并购重组市场持续活跃，完成并购重组项目总数量突破100单、交易总价值突破300亿元，形成一批优秀并购重组案例，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助力深圳打造有重要影响力的创新资本形成中心。

2024年12月6日，上海市发布“并购十二条”。《上海市支持上市公司并购重组行动方案(2025-2027年)》显示，上海市力争到2027年, 落地一批重点行业代表性并购案例, 在集成电路、生物医药、新材料等重点产业领域培育10家左右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上市公司, 形成3000亿元并购交易规模,激活总资产超２万亿元, 集聚3-5家有较强行业影响力的专业并购基金管理人，并“用好100亿元集成电路设计产业并购基金, 设立100亿元生物医药产业基金。”

在这样的大环境下，广州作为国家中心城市，急需率先将 “并购六条” 等顶层设计落地实施，抓住政策红利窗口期。在四大一线城市中，深圳和上海已出台相关政策的背景下，广州已经属于又“慢了半拍”！

产业升级的生存之战：广州着力构建的 “12218” 现代化产业体系（1 个万亿级产业集群、2 个五千亿级、2 个三千亿级等），迫切需要通过并购完成技术裂变。以新能源汽车为例，广汽集团若想突破电池能量密度瓶颈，收购海外固态电池团队几乎是唯一捷径；生物医药企业要缩短创新药研发周期，并购美国临床阶段的研发平台能节省2-3年时间成本。

资本焦虑倒逼：2024 年，广州有 50 家 A 股公司公告并购重组，但其中仅有 4 单为重大资产重组，活跃度不及深圳1/5。为改变这一局面，政策希望通过 “并购基金扩容”（如广州上市公司高质量发展基金首期 5 亿元）、“融资工具创新”（并购贷款、银团支持）等有力举措，试图激活国资、民资、外资协同作战，形成强大的资本合力。

政策推出的5亿元首期上市公司基金、80%并购贷款比例、10年超长融资期限，本质上是给资本市场打“强心针”。但对比来看，当深圳用“20+8”产业集群精准制导，上海以“并购基金+跨境通道”构建生态闭环，广州的政策创新能否避免“撒胡椒面式”的资源分散？

广州的政策亮点，藏在三个极具突破性的制度设计里：

直击痛点的 “双库系统”：构建 “意向库” 与 “标的库”，通过省市区三级联动的高效机制，动态储备拥有关键技术的标的企业，切实解决并购过程中信息不对称这一长期存在的痛点。例如，广州国资产业发展并购基金已成功投资对接超 300 个产业项目，为产业资源的整合提供了有力支撑。

构建“意向库+标的库”解决信息不对称，看似基础却切中行业要害。2023年A股并购失败案例中，40%源于标的质量参差，广州若能通过三级联动机制筛选出真正的“技术明珠”，将大幅降低商誉减值风险。

瞄准全球的“跨境猎枪”：建立跨境并购资源交流机制，本质是借香港自由港优势打造“技术进口通道”。但美国对华半导体并购审查趋严、欧盟设“技术外流防火墙”，广州企业能否像华为海思、中芯国际那样突破“实体清单”封锁，考验着政策的落地智慧。

给国企松绑的“容错机制”：允许微利亏损项目有序退出且免于追责，本质上是打破国资“不敢投、不愿投”的枷锁。2024年广州国资3.63万亿资产规模，若能像“产业投行”般运作——比如复制深圳国资整合华大基因、宁德时代的成功经验——将释放出惊人的产业整合能量。

在这场城市竞争中，广州作为省会城市的“地利”与“人和”正在转化为战略优势：5家证券法人机构、300余家私募的资本集聚，24家独角兽企业的创新基底，每年5万理工科人才的智力储备，构成了并购重组的优质土壤。

但深圳的“创新资本形成中心”定位、香港的“跨境并购枢纽”优势，正倒逼广州必须走出差异化路径——不是简单复制“深圳模式”，而是打造“国资战略引导+民企创新突破”的双轮驱动：让广州发展并购四川风电项目的“走出去”经验，与文远知行、小马智行的技术并购案例形成协同，在智能网联汽车、生物医药等赛道建立“并购-整合-裂变”的产业升级范式。

如果“并购重组十条”的政策红利持续释放且契合到广州的“并购十条”，那么广州可从“贸易枢纽”向“创新策源地”蜕变。这场资本与产业的“化学反应”，不仅关乎238家上市公司的命运，更将决定粤港澳大湾区在全球产业链中的话语权。而广州能否在这场“卡位战”中胜出，借此突破“万亿之城”的天花板？答案或许就在未来三年的60单并购案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