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3月30日，中国银行、建设银行、交通银行和邮储银行同时发布公告，宣布通过定向增发股票向财政部等战略投资者募集资金5000亿元，用于补充核心一级资本。这一动作引发市场广泛关注：国有大行明明资本充足率达标，为何还要大规模融资？背后究竟有何深意？

中国银行业历史上曾多次因危机被迫补充资本。例如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时，国家发行2700亿特别国债为四大行“输血”；2003年股改前，银行因不良率超20%依赖外汇储备注资。但此次融资不同——四大行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均达标（如建行14.48%、工行14.1%），属于主动防御而非被动救急。这标志着中国金融体系进入新阶段：从“危机应对”转向“风险前置管理”。

当前经济转型期，房地产风险、地方债务压力、国际金融波动等隐患交织，提前囤积资本“安全垫”，是为应对潜在系统性风险预留缓冲空间，避免重蹈历史覆辙。

此次定增是继1998年、2003年、2010年后第四轮大规模注资，但与前三次不同：

一是主动性与前瞻性：非危机倒逼，而是主动布局，体现“稳预期、防风险、促转型”的新治理逻辑；二是政策工具创新：特别国债+定增组合拳，既缓解银行压力，又通过财政资金引导社会资本，形成政策协同效应。

1. 政策铁令：不放贷就失职

2024年9月金融监管总局提出“增加大型银行核心一级资本”，2025年政府工作报告明确发行5000亿特别国债支持国有大行。

政策意图清晰：银行需加大信贷投放支持实体经济，但信贷规模与核心资本直接挂钩。若资本“子弹”不足，既完不成政治任务，也可能因资本充足率跌破监管红线被约谈。而且特别国债注资是政治任务，拒绝等于“不讲政治”，未来政策资源获取可能受限。

2. 利润崩盘：自己造血功能衰竭

2024年国有大行净息差普遍跌破1.5%生死线（如工行1.23%、建行1.33%），净利润增速趋近于零。利润留存这一内源资本补充渠道基本瘫痪，但同期六大行仍计划派发超4200亿元股息。一边撒钱分红，一边跪求注资，凸显盈利模式困境。

3. 风险暗涌：防弹衣必须加厚

截至2024年末，邮储银行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仅9.56%，虽高于监管底线（8%），但考虑到房地产和地方债风险敞口，账面数据可能低估实际压力。资本充足率每提升1个百分点，可多支撑约10万亿风险加权资产，这是应对潜在坏账的“保命钱”。

1998年国企坏账、2008年金融危机均因资本不足引发连锁反应，如今若不未雨绸缪，危机爆发时代价更大。所以必须现在尽快提前准备。

1. 财政金融深度绑定

财政部此次认购超4500亿元（占总募资90%），并通过低价定增（如建行9.27元/股，较市价折价7.3%）强化控股权。交行定增后财政部持股超30%成为控股股东，直接体现国家资本对金融体系的控制力升级。

政策协同升级：财政部增持后，交行、邮储等银行控股股东地位加强，直接服务于“五篇大文章”（科技、绿色、普惠、养老、数字金融），推动信贷资源向国家战略领域倾斜。例如，中国移动入股邮储银行，意在加速金融与数字技术融合。

2. 国际合规备战

根据中国版巴塞尔III，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G-SIBs）需在2025年达到总资本充足率19.5%（含TLAC工具）。所以2025年是国际资本充足率达标最后期限，且经济下行压力可能进一步暴露银行资产质量。截至2024年末，四大行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平均仅10.86%，存在显著缺口。此次补足资本，是为满足国际监管硬约束，避免在国际竞争中掉队。

争夺全球话语权：资本实力是国际评级和跨境业务拓展的基础。此次注资后，四大行资本充足率提升（如邮储预计增1.2个百分点），可支撑海外扩张，助力人民币国际化及“金融强国”目标。

3. 银行业盈利模式转型的“倒逼信号”

息差收窄倒逼资本重构：2024年国有大行净息差普遍低于1.5%（如工行1.23%），利润增速趋近于零，依赖内源资本补充（利润留存）已不可持续。定增是应对“利润失血”的唯一选择。

业务转型压力：传统存贷业务萎缩，理财子公司、绿色金融等新赛道需消耗核心一级资本。例如，中国移动与邮储合作智慧金融，需资本支撑数字化投入。

4. 资本市场改革的风向标：从“融资市”到“功能重构”

此次定增虽短期抽水（约5000亿规模），但折价发行（如建行9.27元/股）、限售期五年等设计，兼顾市场稳定与长期资金引入，意在引导资本流向实体而非短期套利。

另外，也是向市场传递估值修复预期的信号，当前银行板块市净率普遍低于0.6倍，定增后资本实力增强或催生估值修复。例如，邮储银行补充资本后，市场对其资产质量担忧缓解，可能吸引长期投资者。

结语：不是缺钱，而是缺“未来钱”

四大行此次融资，表面看是“补资本”，实则是中国金融体系战略升级转型的缩影——既要充当经济“救火队”，又要转型为高质量发展引擎。5000亿不是终点，而是银行业从规模扩张转向质量提升的起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