阮籍（210年－263年），字嗣宗，陈留尉氏（今河南开封）人，中国三国时期魏国诗人、官员，“竹林七贤”之一。曾任步兵校尉，人称阮步兵。与嵇康并称嵇阮。
1. 阮籍的矛盾：出仕与入仕
阮籍走完了充满矛盾彷徨的一生，可以说，顾念世事与远离乱世，为官与归隐的矛盾时时困扰着阮籍，阮籍要挽魏室于将堕，在曹魏和司马氏的政治斗争过程之中，阮籍还是心怀魏室的，但阮籍同时又很矛盾，在这场权位之争愈演愈烈之时，性格谨慎欲远离祸端的阮籍又产生消沉的求仙逸隐的思想。
其父阮瑀，是建安时期著名的文学家，建安七子之一，建安十七年阮瑀去世，时年阮籍才三岁，曹氏兄弟做《寡妇赋》、《寡妇诗》，深深怀念这位挚友，情真意切，并在生活中给予阮氏孤儿寡母以照顾。
曹魏集团与司马氏集团的政治斗争，始于正始年间。魏明帝曹叡临终托孤，把辅佐齐王芳的大权交给曹爽与司马懿之后，司马氏开始了争夺政治权利的斗争，曹魏集团的形势江河日下。以阮籍的政治远见，早已看出这场斗争的结局：曹爽与司马懿的争斗，司马懿最终会胜利，魏室力量要受到毁灭性打击。
阮籍虽忠于魏室，可当看到魏室缺少力挽狂澜的英雄，无法挽回败局之时，阮籍不愿成为斗争的无谓的牺牲品，选择了避祸保全，从此事可以看出阮籍的性格是极为谨慎的。
果然，公元 249 年春(曹芳嘉平元年)，一直对外称病，不理朝政以麻痹曹爽的司马懿，趁曹爽陪侍皇帝离开洛阳去祭扫高平陵（即明帝陵）的机会在洛阳发动政变，挟持太后，迫使她下令免除曹爽兄弟的职位。事变后，司马懿又以阴谋反逆的罪名斩曹爽兄弟及其党羽何晏、桓范、丁谧等人，皆夷三族。曹爽是当时魏国的权臣，何晏是有名的名士，杀掉很具影响力的两人，朝野上下，皆为震惊。阮籍也认识到了司马懿手段的狠毒，计谋的阴险。其作品《咏怀诗》“临路望所思，日夕复不来”表现了对魏室的忠诚和对曹爽的惦念，“挥涕怀哀伤，辛酸谁语哉！”阮籍那份无可告人的哀伤。
魏晋之际是多事之秋，司马氏一日杀戮便令名士减半。谨言慎行可以说是魏晋时期整个士族阶层共同的特点。但是即便如此，其实阮籍是有建功立业的愿景的。阮籍一生前后担任过九种职务，分别是：太尉蒋济的掾属、尚书郎、曹爽参军、太傅（司马懿）从事中郎、大司马（司马师）从事中郎、散骑常侍、东平相、大将军（司马昭）从事中郎、步兵校尉。阮籍一生依违于政局内外，与政治若即若离，始终保持着一个“纵酒昏酣，遗落世事”的洒脱形象，然而其每次进退之间看似偶然，细究起来却都有踪迹可寻。
阮籍从开始便与曹魏政权保持距离，后来出仕司马氏门下，不过只是他敏锐的政治洞察力与生存机智在政治高压以及历史大势前做出的行为选择。
阮籍不拘礼俗、张狂放诞是因为他是名士，司马氏既然已经知道他的政治方向没有错，自然成全他那些名士举止。由此来看，阮籍那些张狂肆诞的言行与他至慎保命的态度非但不矛盾，反而是相辅相成，共同构成了他在司马氏社会高压下的生存智慧。而其意义不外乎全身保命而已。
2. 阮籍身处的时代与自我挣扎
对阮籍来说，一方面对曹魏集团深感同情，可是阮籍难以在司马氏手下掌握重权，手中无权，难与司马氏抗争，阮籍内心是苦闷的；另一方面，司马氏手段阴险虚伪，打着“忠孝”的旗号却在干着有违“忠孝仁义”之事，此外，司马氏的狠毒也让阮籍处在担忧恐惧之中。一时间，苦闷彷徨、担忧恐惧等复杂的情感交织起来，阮籍在曹爽、何晏及王凌、楚王彪被杀之后的嘉平四年，去山阳县与嵇康诸贤游。
曹魏集团与司马氏集团的斗争远没结束，正元二年(公元 255年)，镇东将军毋丘俭、扬州刺史文钦举兵讨伐司马师，司马师击败此次抗争，文钦逃到吴国，毋丘俭被杀。这一年，司马昭于二月辅政，司马昭的政治野心与政治手腕与司马师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这场曹魏集团与司马氏集团的权力争夺之战，只会更加激烈，这种形势给阮籍以巨大的心理压力。
看到几场两大集团惨烈的政治较量之后，阮籍的内心充满担忧与恐惧，“徘徊将何见，忧思独伤心。”魏少帝曹髦甘露元年（公元 256 年）司马昭自号大都督，奏事不名，假黄钺。进一步显露出司马昭的夺权野心。此时的阮籍虽身在官场，可是心中是向往山林的。
甘露二年（公元 257 年），又一场轰轰烈烈的抗击司马氏夺权的战争打响了。镇东将军、都督扬州诸葛诞发兵讨司马昭。兵败之后，甘露三年司马昭杀诸葛诞，司马昭自封为晋公。到魏少帝景元元年（公元 260 年），曹魏集团与司马氏集团的斗争达到最激烈阶段，这场斗争的结局也越来越明晰了。这一年，魏主曹髦感到“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不想坐受其辱，起兵征讨司马昭失败，司马昭使贾充、成济弑帝，杀尚书王经。6 月，司马昭立常道相公曹奂为皇帝，改元景元。君王被臣子所弑的惨剧，压抑的政治环境，让阮籍透不过气。
阮籍年轻时“济世之志”的政治理想越来越难以实现。阮籍既不愿与司马氏同流合污，又惜无利剑在手，不敢与之斗争，而希望明哲保身，离开这污浊的政治漩涡，做高洁的隐居之士。
景元三年，曾同游竹林的好友嵇康被杀一事给阮籍以极大的震动，此事距臣子弑君惨剧仅一年。嵇康的个性刚直激切，不似阮籍小心谨慎。当年嵇康隐居之时，在树下打铁，司马昭身边的权臣钟会骑马来拜访，结果嵇康照样打铁，旁若无人，所以得罪了钟会。再加上同是竹林好友的山涛出于好心推荐嵇康为官，结果嵇康愤而写成《与山巨源绝交书》，书中言辞激烈，把官场说的很不堪，终于惹怒司马昭，经过钟会的谗言，司马昭最终杀掉了嵇康、吕安两位名士。
嵇康的被杀，让阮籍早已被乌云笼罩的内心世界更加黑暗，写出那种“一日复一夕，一夕复一朝”的度日如年的痛苦感受，与嵇康相比，阮籍虽暂时得以保全， 可是却活在担忧恐惧之中这种挣扎，这种矛盾带给阮籍的痛苦是周而复始，无法排遣的，阮籍虽活着却处于挣扎痛苦之中，这种恐惧与心焦，让阮籍有“终身履薄冰”之感。
阮籍在残酷的现实之中清楚地看到，热衷权势，追逐名禄，多以悲惨结局收场。很多人追求功名利禄，反而被功名利禄所害。以阮籍的名声，当权者是不会给阮籍以那种自由的。
魏少帝景元四年，在朝廷要封晋文王司马昭这件事上，当时需要有声望的名士表明一下政治态度，朝廷请阮籍出面，迫于压力，阮籍无奈作《为郑冲劝晋王笺》，但是文中也通过“明公盛勋，超于桓文，然后临沧州而谢支伯，登箕山以揖许由，岂不盛乎”一句隐约表达自己对司马氏篡权野心的不满，用“支伯”“许由”两隐士的典故委婉地讽刺了司马氏，表示了对夺权者的愤慨。写作此笺也使阮籍心情痛苦，因为，写完此笺后不到一年，阮籍就抑郁而亡了。
3. 阮籍的荒诞行为是名士风流还是自我救赎
阮籍所处的魏晋之初，曹魏已经江河日下，司马氏掌权时，对社会舆论的高压，让阮籍逐步缄默其口。是的，在一个因言获罪的年代，即使是阮籍这样的名士，也不敢多言。但是阮籍因其真率、自然的本心，做出一些荒诞的行为，或许是自己能够表达不满的途径，也或许是自我矛盾后，举世皆醉我独醒的无声宣言吧。
散发啸歌，骑驴入市
阮籍容貌俊美但不修边幅，常常披头散发，饮酒后引吭高歌。时人不解，阮籍心中苦闷：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己者容，国将不国，所谓的打理已经没有了意义。还不如随兴所至。
阮籍被迫接收东平相一职，骑着毛驴到任，并安排拆除府内所有屏障，常常自己漫无目的地驾车出游，直到前方无路，阮籍却痛哭而泣地折返。
居丧期间食肉饮酒
古人居丧期间礼节很多。孝子居丧期间不能穿华美舒适的衣服，不能娱乐，不能有太多蔬食水饮，更不能饮酒食肉。阮籍母亲去世时，他喝酒吃肉，却在守灵时，吐血不止。
随心所欲
阮籍是酷爱喝酒的，卖酒的少妇颇有几分姿色，阮籍喝醉了，就躺在少妇身旁，一点都不避闲，但是熟知阮籍的人，却不以为意，甚至连少妇的丈夫也不怀疑。
有一次阮籍听说一个姑娘很有才华，没有出嫁就死了，阮籍莫名到那一家与自己不相识的人家哭丧。
拒绝与司马氏联姻
司马炎想拉拢阮籍，迎娶阮籍的女儿。阮籍知道后，每日大醉如泥，司马昭等了2个多月，阮籍似乎没有清醒的可能，也只好作罢。
4.阮籍的人格魅力
魏晋之际，世间上演一幕幕争权夺利的惨剧，人格的高下也显现了出来：有趋炎附势者，落井下石者，也有刚直不屈者，洁身自保者。阮籍看到这一切，深有感慨，他只能寄希望于诗文中揭露讽刺见义忘利，忘记做人原则的小人，赞美歌颂高洁的君子，表现出正直淳厚的内心世界。
嘉平元年（249 年），司马懿发动政变，杀曹爽兄弟及其党羽何晏、邓飏、丁谧、毕轨、李胜、桓范等，皆夷三族；嘉平三年（251 年），司马懿鸩杀太尉王凌，并收其党羽，皆夷三族。并杀楚王曹彪；嘉平六年（254 年），司马氏杀中书令李丰、皇后父光禄大夫张缉、太常夏侯玄等，皆夷三族；正元二年（255年），司马师杀镇东大将军毋丘俭，皆夷三族；甘露三年（258 年），司马昭杀镇东大将军诸葛诞，皆夷三族；甘露五年（260 年），司马昭弑曹髦，杀尚书王经；景元三年（262 年），司马昭杀嵇康、吕安……
短短十几年时间，社会上大半文人名士便死于司马氏的屠刀之下，目睹他们的惨死，阮籍内心充满焦虑与恐惧。
阮籍理想的“至德之世”中的审美人格表现为无限自由、精神超脱、飘然世外、游心虚无、齐物逍遥的特征，倾注了阮籍的无限热情。并且，阮籍把恬淡无欲看作一种追求审美人格的必由之途。阮籍的恬淡无欲的审美人格修炼方式在尔虞我诈的社会背景之下，表现出阮籍内心对纯净理想的社会秩序的向往，对无限自由、精神超脱境界的追求，可是，把对自由的向往，以及美好的理想寄予虚幻的精神世界，不能不说是阮籍的悲哀。
阮籍的一生充满矛盾与挣扎，黑暗的政治局势使他救国救民、建功立业的济世之志难以实现，一方面不甘与邪恶势力同流合污，一方面又因无力与之抗争而谨慎避祸。
正因谨慎，才有行为的狂放；正因淳正，才有内心的悲愤。他外在的旷达难掩内心正直淳厚所带来的痛苦，让阮籍在自己的悲剧里是导演又是主演，这样，阮籍赢得了自认为可以解脱痛苦的方法，麻醉了自己。
人生何尝不是如此，“人在江湖。身不由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