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昭，字子布，彭城人。彭城地处淮泗地区中心，曾为楚都，古往今来都是兵家必争之地。张昭为彭城士族，南北知名，人望所在。孙氏是吴郡富春人，江东的寒族，擅长武力，在社会动荡中，趁机崛起。孙氏在战争中得势后为巩固统治，必须寻求儒学名士的合作。张昭是儒学士大夫、礼法之士，所以孙氏兄弟予以重用。这是他在孙策、孙权之际政治地位得以快速提升的关键原因。

官渡之战后，北方世局渐趋安定，曹操大力延揽四方贤士，流离江东的北人，返乡归曹者不在少数。张昭作为东汉旧德名臣，主持政局，不仅可以改善孙氏在江东的政治形象，还作为东吴儒士的“定海神针”改变儒士思危，东吴非长久之地的危机局势。

据说孙策临终时，与孙权交代：内事不明问子布，外事不决，问公瑾。

为什么与周瑜齐名的张昭最后两次被拒为相？甚至最后彻底退出了政治舞台？难道张昭是“电视剧版”“南慕容”般的无能？

从孙权从吴侯到吴王最后称帝，张昭毋庸置疑是大家眼中东吴文臣的领袖，但却最后悄然隐退，让人惊讶。

大概四点原因：

1.建安五年(200)，孙权掌事前夕，张昭曾劝孙策将兵权交予孙权弟弟孙翊

张昭曾在孙策弥留之际，上谏将兵权交予孙权弟弟孙翊。对此孙权为此对张昭心存芥蒂也不是完全不可能。张昭此举，大概只是以孙翊相比孙权，多了几分果敢，英勇更似孙策，更擅领兵。不过兵权一事，事关重大，既然选择孙权统事，兵权自然不能交给孙权以外之人，以免造成政治与军事分离，引起动乱。

2. 张昭在重要节点上的软弱与不决

遣送质子

建安七年(202)，魏威胁东吴遣送孙权的儿子作为人质。对于此事，周瑜坚决反对，但是张昭却犹豫不决，孙权此时对张昭深感失望。

无进取心

建安十二年(207)，张昭反对甘宁西伐黄祖，占据荆州，这是老辈人“保守”与年轻人“进取”的冲突。

赤壁之战前立场的不坚定

曹操兵不血刃拿下荆州，准备进攻东吴，张昭作为文臣领袖却主降曹操，再次与周瑜等人立场相左，彻底暴露了政治立场的不坚定性。

其实归根结底，他的“保守”的立场与孙权开拓进取的方式是格格不入的。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代表汉朝，具有不可逆拒的威力。张昭之所以愿意与孙氏合作，是意图借助军事豪强，逐步恢复汉朝社会统治秩序，而非建立新生政权。

按道理张昭作为淮泗集团代表人物。淮泗豪族是早期跟随孙氏创业的骨干力量，曾为孙氏立下赫赫军功，是孙氏对外政策的积极推进力量。作为外来势力，淮泗豪族相比江东本土士族，有着更强烈的进取精神。但张昭却在重要关头表现出与主流淮泗集团截然相反的态度。如果说在遣送任子一事上，仅仅暴露了张昭与孙权个人情谊的裂痕，还难以看出张昭与孙吴政治路线的分歧，那么赤壁之战老辈张昭投降之议，在政治路线上就已彻底偏离了年青人孙权、鲁肃。

3.张昭久负盛名，与曹魏、刘蜀集团知名人士来往密切

江东部分社会层次高的人物，譬如盛宪、周氏三兄弟等东汉旧德名臣，与曹操阵营之人联系密切，依附曹操与孙氏形成敌对关系，为孙权心腹大忠，这使得孙权对与邻国交往过多的人士极为敏感和防范。而张昭不仅在曹魏国内有颇高声誉，与蜀国人士亦多有来往。而且张昭历经桓、灵、少、献四朝，34岁时，经历董卓大乱，从骨子里，张昭是“思汉”的，东吴是新的政权，不如魏国的“代汉”以及蜀国的“继汉”来的正统。孙权从某种角度是不愿意大臣私下与邻国的知名人士有过于密切的往来，何况是张昭这样的“重臣”，特别是孙权需要推进从地方政权称帝以及东吴政权江东化进程时，一旦某些重要信息的泄露，也是非常棘手的。（孙权是在魏称帝后（220年）、蜀（221年）之后几乎10年才从隐忍中称帝（229年））

4.张昭性格刚烈

张昭多次以孙策、太后委任之旨谏争孙权，直言逆旨，颇有“威权震主”之嫌。比如黄武元年(222)，孙权在武昌临钓台饮酒大醉，张昭面露怒色。孙权在张昭发言之前，就开始暗讽张昭多年前兵败九江的往事，张昭知趣地告辞，事后对孙权时不时谈起此事，孙权也就一笑了之。

两次拒用张昭为丞相

黄武元年(222) 吴国初置丞相，孙权从张昭身上难以看出担任丞相的资质，于是力排众议，不用张昭为相。 黄武四年(225)丞相孙邵去世，孙权再次不顾朝议，拒任张昭为相。但这一次孙权顾虑的不再是君臣关系不和的小问题，而是担忧淮泗老臣张昭为相后，再次出现大肆阻扰江东化进程的政治动乱。

黄武年间，孙权从吴王到吴大帝，是进取；张昭从不相到卸甲归乡，是退却。将兵权交给孙翊一事，导致张昭与孙权个人情谊破裂，这与他考虑不周有关。“尊汉”立场导致张昭与孙吴政权隔阂剥离，这与他自身文化密切关联；张昭本人刚烈的性格以及他在邻国声望过高一事，加速了他淡出孙氏政权。孙权两次拒用张昭为相，张昭权力被一步步架空，政治影响力日渐下降，这正是孙吴政权“江东化”的必然要求。又或者张昭的悲剧在于自己的能力不能在东吴这片土地上展现，有或许是与孙权治国思想的冲突，导致在当时颇有美名的张昭最终也没有建功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