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隆中对》中诸葛亮对荆、益二州的天时地利、战略地位就十分看重。荆州是兵家必争的战略要地，控制了这一战略要地，就可以四通八达，进退自如，统一中国、复兴汉室的战略目标，就有了实现的基本条件，失去了这一战略要地，就会陷于被动；对益州，诸葛亮着重是从战略后方、后勤、辎重以及历史的角度来考虑的。益州地势险要坚固，土地肥沃辽阔，物产富饶，人民富裕，地方富足，汉高祖就是凭借益州这些优越条件建立了汉朝的帝业。控制了益州，就有了巩固的战略大后方和充足的物资来源。进攻得有基地，立国得有国土，否则，就没有基本的立足点和生存条件，统一中国，复兴汉室，就成为空中楼阁。
在“天下有变”之时从荆、益二州出军争霸中原；“成霸业、兴汉室”。
选择两路伐魏的战略方向，历史上有成功的先例。汉高祖刘邦即以汉中、巴蜀为根据地，底定三秦，东向与项羽争夺天下；汉光武刘秀则奋起于南阳，昆阳一战大破王莽的主力，两帝最后俱能削平群雄统一全国。如果就现实情况而言，公元207年隆中决策之时，在一般人民心目中以“汉为正统”的观念还相当强烈，因而诸葛亮对刘备说：届时大军北伐，“百姓孰敢不箪食壶浆以迎将军者乎?”
《隆中对》规划的战略目标从关羽大意失荆州时注定无法实现。荆州丢失导致《隆中对》战略中途夭折，原先诸葛亮两路伐魏的战略计划变成了北出秦川一条路线。二是荆州丢失后，刘备意气用事，不顾一切地发动复仇之战，最后兵败夷陵，蜀汉不仅元气大伤，而且破坏了“外结好孙权”的外交战略，将弱小的蜀国置于同时面对两个强大敌人的境地。
1.荆州地区的当时的归属权问题
荆州本来是汉朝的，为汉宗室刘表统治，由于其战略地位极为重要，加上其主刘表为“外宽内忌，好谋无决” 的无为之辈，一时的野心家们没有不觊觎的，如东有孙权之垂涎，北有曹操之虎视，刘备寓居荆州也是蠢蠢欲动。
208 年，曹、孙、刘三家终于为争夺荆州展开了赤壁大战，战后荆州也为三家所分，赤壁战后，为巩固已得的荆州地盘，刘备与孙权进行了的明争暗斗，甚至不惜兵戎相见。
建安十三年（208 年）十二月，刘琦为荆州刺史，引兵南徇武陵、长沙、桂阳、零陵，四郡皆降。备以诸葛亮督零陵、桂阳、长沙三郡，以赵云领桂阳太守；建安十四年（209 年）十二月，周瑜攻占江陵，领南郡太守，屯江陵；程普领江夏太守，屯沙羡。刘琦病卒，刘备领荆州牧，周瑜分南岸地以给刘备，备立营于油口，改名公安。权以妹妻备；建安十五年（210 年）十二月，刘备至京口见孙权，周瑜劝权留之。权以曹操在北，方当广揽英雄，不从。会周瑜卒，鲁肃代之，劝权以荆州（指南郡）借刘备，共拒曹操，权从之。；建安十七年（212 年），曹操攻孙权，权呼备自救。刘备却乘机进攻刘璋；建安十九年（214 年），诸葛亮率张飞、赵云等入蜀，仅留关羽守荆州。是年刘备取益州；建安二十年（215 年），孙权遣诸葛瑾从刘备求荆州诸郡，备不许。权遂置长沙、零陵、桂阳三郡长吏，关羽尽逐之。权遣吕蒙取三郡，刘备引兵五万下公安。正当双方大战一触即发之际，曹操乘机攻汉中，刘备惧失益州，遣使求和于权，权亦遣诸葛瑾报命，更寻盟好，遂分荆州，以湘水为界：长沙、江夏、桂阳以东属权，南郡、零陵、武陵以西属备。
汉末十三州
2.蜀汉关于荆州指导层面的失误
但是自诸葛亮入蜀，刘备占有益州之后，他们把主要精力放在经营西蜀和汉中前线的防御上，无暇顾及荆州，而将荆州放手让关羽去镇守，加上益州与荆州之间由于地理阻隔的原因，无形之中刘备将关羽与荆州孤悬于益州之外。在荆州丢失的最后几年中，作为最高统治者刘备没有对荆州防守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更没有和孙权那样始终如一地在谋划夺取荆州。这是刘备在荆州问题上所犯的战略性错误。
关羽指挥下的荆州军团主要人员也没有进行充实。关羽统领下的荆州军团指挥人员的构成：武将方面，有关平、廖化、刘封、糜芳、傅士仁、赵累等；谋士方面，有马良、糜竺、潘睿、伊籍等。无论是武将，还是谋士都是跟随刘备多年，出生入死，转战南北的忠勇之士；但在政治观察力和处理错综复杂多边关系的能力上普遍较差，尤其是缺乏一位有战略眼光并能制约和协助关羽的谋士。如果说，刘备和诸葛亮先后率部入蜀是因形势紧迫，来不及考虑荆州军团指挥人员的人事安排还情有可原的话，那么，刘备夺得汉中并称汉中王后，尤其是获悉孙权集团中识大局的联刘派将领鲁肃去世，其职务由攻刘派将领吕蒙替代后，仍未对荆州军团指挥人员的配备进行适当调整，则不能不说是刘备的一个重大错误。
刘备据有汉中以后，势力如日中天。他认为形势对他有利，于是命令常年驻扎于荆州的关羽向曹操的荆襄军队发起进攻，以形成两路夹击中原之势，一鼓足气打败曹操，以实现《隆中对》全据“刘表荆州”的战略目标。此种构想过于理想化，他们没有意识到客观形势的变化，最后，关羽不仅没有占领整个荆州，反而身首异处，丢失原有的荆州。
3.关羽真的是大意吗？还是一错再错，错了又错？
错误一，关羽擅自发动攻樊之战打破了三方在荆州的均势，引起了孙吴及曹操的恐慌。
据《三国志·关羽传》称：“（建安）二十四年，……羽率众攻曹仁于樊。曹公遣于禁，助仁。秋，大霖雨，汉水泛溢，禁所督七军皆没。禁降羽，羽又斩将军庞德。……羽威震华夏，曹公议徙许都以避其锐。司马宣王、蒋济以为关羽得志，孙权必不愿也，可遣人劝权蹑其后，许割江南以封权，则樊围自解。曹公从之。”
由于关羽打破了三方在荆州的均势，打痛了曹操，才迫使曹操主动向孙权求援，从而使孙权在三方中处于最为有利的地位。因为这样一来被夹击的正好是关羽，而曹操则唯恐孙权不能成功，故孙权不仅可以放心大胆地干，而且可以收事半功倍之效。
错误二，后方空虚，给敌以可乘之机。
关羽在发兵樊城之战前，是做有认真准备的，“多留备兵”于公安、南郡，防备吕蒙袭击其后方，从这一点来看，他对孙吴可能袭其后方还是有所警惕的。一举攻下樊城，哪知关羽很快被胜利冲昏头脑，水淹曹操于禁七军之后并不主动撤军，而是得寸进尺，分兵攻襄阳，企图一举占领襄阳，结果久攻不下，被迫将防吴备兵全部调至前线，从而造成后方空虚。更严重的是他在得知孙权即将进攻公安、江陵的确切消息后，还“自恃二城守固”，仍不退保后方，终于失去了自救的最后机会。
错误三，与盟友关系急剧恶化。
关羽个性有一重大弱点，即“刚而自矜”。
关羽这种个性在与孙吴打交的过程中，对联吴的策略毫无认识，以致双方的矛盾日益加深。如孙权遣使为子求其女时，关羽不仅不同意，而且大骂其使者，引孙权震怒。关羽围樊城，擒曹操的于禁所部三万余人后粮草不济，擅自打开孙权设在湘关的米仓取粮，从而进一步激怒了孙权，使孙权终下决心与关羽开战。而在北攻襄樊之后，关羽曾一度向孙权求援。因吴兵“淹迟”不进，关羽乃骂曰：“貉子敢尔！如使樊城拔，吾不能灭汝耶!”孙权闻讯，“知其轻己，伪手书以谢羽，许以自往”。关羽这种自大狂的心态，其实又是最容易被利用的，丧失了对东吴的起码警惕，终被孙权以武力给灭杀。
错误四，内部不稳。
关羽这种性格上的缺陷，在处理内部关系时，则表现为对同僚和下级的简单粗暴。
《三国志·关羽传》称：“又南郡太守縻芳在江陵，将军傅士仁屯公安，素皆嫌羽轻己。〔自〕羽出军，芳，仁供给军资，不悉相救（按《通鉴》作“相及”），羽言‘还，当治之。’芳、仁咸怀惧不安。于是权阴诱芳、仁，芳、仁使人迎权”。
粗暴凌下早已引起芳、仁的不满而不自和，反而委以镇守后方（亦即防吴前线）的重任。既委以重任，又不仅未能安抚其心，反而威胁要严惩其人，这不是自断后路吗？这样，孙权不费吹灰之力就夺取了荆州。
驻扎在上庸的刘封、孟达也因与关羽有宿怨，当关羽进攻樊城遇到困难向其求救时，刘封、孟达“辞以山郡初附，未可动摇，不承羽命。”以致关羽兵败麦城，被孙权的部将所杀。可见，内部离心，同僚的不和为孙吴几乎兵不血刃大获全胜提供了极佳的契机。从以上四错可以看出，刘备荆州的丢失，固然是孙曹夹击的结果；但孙曹夹击的形势，则完全由关羽攻樊所促成。再加上关羽的一错再错，屡次失去挽救危运的时机，才造成荆州丢失的。
荆州丢失，对蜀汉是一关键转折，从此，横跨荆益，分兵北上的战略宏图化为泡影此后，刘氏政权只能偏居一隅，苟延自保，再难与曹氏争夺天下，复兴汉室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