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最新事件 ■素材：周晓阳

（本人用第一人称写故事，素材有原型，但情节有所演绎，请勿对号入座！）

85年，我被分配到浙南的茶林乡第一初中教书。说是第一初中，其实整个茶林乡就这么一所破破烂烂的初中，几间泥墙草顶的教室，十来个打着呵欠的学生，外加一群整天在操场上晒太阳的老教师。

我叫周晓阳，南方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说起来，我这个名字还挺文艺的，可我这个人长得一点都不文艺。瘦瘦高高的个子，皮肤黝黑，戴着一副厚厚的近视镜，活脱脱一个“书呆子”的样子。在大学里，女同学们都亲切地管我叫“周书呆”。

记得我初到茶林乡的那天，正值夏末秋初，天气热得让人喘不过气来。我穿着一件发黄的白衬衫，背着一个破旧的帆布包，手里提着一个装满书本的蛇皮袋。一下火车，热浪扑面而来，我的眼镜片上顿时蒙上一层白雾。

茶林乡是个偏僻的小山村，从县城到这里要坐两个小时的班车。班车破旧不堪，车厢里飘着一股汽油味，混杂着晕车乘客的呕吐味。我坐在靠窗的位置，看着窗外连绵的山峦和层层叠叠的梯田，心里七上八下的。

“后生仔，你是新来的老师吧？”邻座一个操着浓重乡音的老大爷递给我一颗话梅，“这鬼天气，含颗话梅解解暑。”

我接过话梅，点点头：“是啊，大爷。我是来教语文的。”

“教书好啊，教书好！”老大爷咧嘴笑了，露出几颗泛黄的牙齿，“不过啊，现在的娃娃不爱读书。我们村里的娃娃，读到初中就不读了，都跑出去打工了。”

我叹了口气。这种情况，在师范上学时就听老师说过。八十年代初期，农村的教育确实很落后，很多孩子都没机会接受完整的教育。

“茶林乡到啦！”司机扯着嗓子喊了一声，班车停在一个破旧的土坯房前面。这就是茶林乡的汽车站，如果这也能叫汽车站的话。

我拎着行李下了车，问老大爷：“大爷，请问第一初中怎么走？”

“哦，你往前走，看到一棵大榕树，往右拐，走十分钟就到了。”老大爷笑呵呵地说，“那棵榕树可有年头了，全乡都晓得。”

我提着行李，沿着坑坑洼洼的土路往前走。八月的太阳毒辣辣的，晒得人头昏脑胀。路边的杂草被晒得蔫头耷脑的，蝉声震耳欲聋，空气中弥漫着一股焦灼的气息。

走了没多久，就看到了老大爷说的那棵榕树。这确实是棵大树，树冠遮天蔽日，树根盘根错节，像一条条巨龙般蜿蜒在地上。树下有几个老人在乘凉，见到我这个陌生人，都好奇地打量着。

顺着老大爷指的方向，我很快就看到了第一初中的大门。说是大门，其实就是两根水泥柱子，上面横着一块掉了漆的牌子，上书“茶林乡第一初中”几个模糊的大字。

校园里静悄悄的，只有几只麻雀在操场上跳来跳去。操场是用泥土夯实的，长着星星点点的野草。教学楼是土坯房和砖瓦房混搭的风格，看起来有些年头了。

“你是新来的周老师吧？”一个头发花白的老人从办公室里走出来，“我是王教导主任。”

王主任穿着一件发白的蓝色中山装，脚下蹬着一双解放鞋，看起来很和蔼。他帮我安排了住处，就在教学楼后面的一间小平房里。

房间不大，只有十几平米，家具也很简单：一张木板床，一张方桌，一把竹椅，还有个简易的衣柜。墙上挂着一个电扇，但是转起来吱吱呀呀响个不停。

“条件简陋，委屈你了。”王主任有些不好意思地说，“我们学校穷，就这个条件。”

我连忙摆手：“不委屈，挺好的。”

放下行李，我跟着王主任去办公室报到。一路上，王主任给我介绍学校的情况。整个学校只有六个班，每个班二十来个学生，老师加上我一共十个人。

“你是教九年级的语文。”王主任说，“九年级只有一个班，十七个学生。”

十七个学生，这么少？我有些意外。

王主任似乎看出了我的疑惑，解释道：“有些学生读到八年级就不读了，出去打工了。现在能坚持到九年级的，都是想考高中的。”

我点点头。这种情况，在农村很常见。很多学生读不完初中就辍学了，为了减轻家里的负担。

第二天一大早，我就起床准备去学校。虽然还没开学，但是王主任说让我先熟悉一下环境。

我沿着田埂往学校走，清晨的阳光温柔地洒在稻田里，泛起一片金黄。露珠挂在稻穗上，像一颗颗晶莹的珍珠。蛙声此起彼伏，蝉鸣阵阵，夹杂着晨风的细语，构成了一首天然的交响曲。

突然，我听到一阵啜泣声。

循声望去，在不远处的田埂上，蹲着一个女孩子。她穿着一件蓝色的碎花连衣裙，头发简单地扎成一个马尾辫。她的肩膀在微微颤抖，显然是在哭泣。

我犹豫了一下，还是走了过去：“同学，你怎么了？”

女孩抬起头，露出一张满是泪痕的脸。她看起来十八九岁的样子，皮肤白净，五官清秀，只是此刻眼睛哭得红肿。

“没。。。没什么。”她慌忙擦掉眼泪，站起身来要走。

“等等。”我叫住她，“我是新来的语文老师，周晓阳。你是这个学校的学生吗？”

女孩停下脚步，转过身来，怯生生地说：“我叫陈雨薇。我。。。我去年是这个学校的学生，今年高考。。。高考没考上。”

说到这里，她又哭了起来。

我从口袋里掏出一包纸巾递给她：“别哭了，考不上还可以再考嘛。”

“可是。。。可是我爸爸病了，家里需要钱。”她抽泣着说，“我二叔说，让我去广东打工。可是我不想去，我想再考一次。”

我看着这个在田埂上哭泣的女孩，突然想起了自己当年的经历。那一年，我第一次高考就落榜了，也是在田间地头哭过。如果不是我爸坚持让我复读，现在的我可能也在外面打工。

“你想学习？”我问她。

她点点头，眼睛里闪着希望的光：“老师，你能教我吗？我。。。我想再试一次。”

我看着她诚恳的眼神，鬼使神差地点了点头：“好，我教你。不过你要答应我，一定要好好学。”

“真的吗？”她破涕为笑，“谢谢老师！”

就这样，我和陈雨薇约定，每天放学后在教室里补课。这个决定，让我的生活有了很大的改变。

开学了，我开始正式上课。九年级的学生虽然只有十七个，但是都很认真。每天早上，我骑着一辆老旧的永久牌自行车来上课，车轮碾过泥泞的小路，发出吱吱呀呀的响声。

放学后，我就留在教室里给陈雨薇补课。她学习很认真，每天背着一个破旧的书包，里面装满了我从县城买来的参考书。她说她最怕数学，但其实她的数学底子很好，当年还得过县里的奥数竞赛第一名。

“我就是发挥失常。”她低着头说，“去年高考，看到数学卷子的时候，脑子一片空白。”

我知道，这就是所谓的考试心理素质问题。于是，我每天不光教她知识点，还跟她聊天，帮她建立信心。

茶林乡的秋天来得特别快。才开学没多久，田野里的稻子就开始泛黄了。每天清晨，我都能看到陈雨薇在田里帮她妈妈干活。她个子不高，站在稻田里，像一株青翠的禾苗。

“雨薇啊，你咋不去广东打工？听说广东工资高着咧！”村口小卖部的张大婶问她。

“我要考大学。”陈雨薇坚定地说。

“哎哟，考什么大学啊！你看隔壁王寡妇家的闺女，去年去了广东，现在一个月能挣三百块钱呢！”

陈雨薇不说话，只是默默地低头插秧。

这样的话，她没少听到。村里人都觉得她在做无用功，但是她从来不为所动。每天放学后，她准时出现在教室里，安安静静地听我讲课。

有时候下雨，泥巴路滑得走不动，她就穿着沾满泥巴的胶鞋，顶着雨伞来上课。我看着她专注的样子，就想起了自己当年复读的时候。那种渴望改变命运的心情，我太熟悉了。

日子就这样一天天过去。陈雨薇的进步很快，特别是语文。她说她最喜欢背诗，因为诗词里总能找到力量。

“老师，你说我能考上大学吗？”有一天晚上，她突然问我。

我正在批改她的作文，闻言抬起头来：“当然能。你比我想象的要聪明得多。”

她笑了，露出两个小酒窝：“我妈说，我这个人就是太倔了，认准一条路就死活不回头。”

“倔强未必是坏事。”我说，“有时候，倔强就是最大的优点。”

可是好景不长。十月底的时候，陈雨薇的妈妈突然病倒了。多年的操劳，让这个坚强的农村妇女累垮了身子。

“医生说要住院。”那天，陈雨薇哭着来找我，“要三千块钱。”

三千块钱，对现在的人来说也许不算什么，但在1985年的农村，这可是一笔巨款。我知道，陈雨薇家里根本拿不出这么多钱。

“我要去广东打工了。”她低着头说，“二叔说，他那边的厂子还缺人。”

我沉默了。我知道，如果她这次走了，可能就再也不会回来读书了。这就是现实，残酷得让人心疼。

晚上，我躺在床上翻来覆覆睡不着。想起陈雨薇渴望读书的眼神，想起她在田埂上哭泣的样子，我心里难受极了。

第二天一大早，我就骑着自行车去了县城。我记得县城有个信用社，我想去借钱。

“对不起，没有抵押物，不能贷款。”工作人员冷冷地说。

我又去找了几个同学，好不容易才凑够了两千块钱。剩下的一千，我只好去当了自己的手表。这是我大学毕业时，父母省吃俭用给我买的一块上海牌手表。

“给。”我把钱交给陈雨薇，“这是借你的，等你考上大学工作了再还我。”

陈雨薇愣住了：“老师，这。。。”

“别说话，赶紧送你妈去医院。”我摆摆手，“作业我已经给你准备好了，你妈住院的时候，你可以在医院里看书。”

那天晚上，村里人议论纷纷。有人说我是傻子，有人说我别有用心。王主任把我叫到办公室：“小周啊，你这样做不太好。”

我知道他是好意，但我还是固执地说：“主任，我就是想帮她圆一个大学梦。”

王主任叹了口气：“你这孩子，心太软了。”

陈雨薇的妈妈住院半个月就出院了。医生说没什么大问题，就是太累了，需要好好休养。这下，陈雨薇更加刻苦了，她说要用功课来报答我。

日子一天天过去，转眼就到了年底。眼看着就要过年了，村里的年味越来越浓。大家都在准备过年，但陈雨薇还在坚持学习。

腊月二十九的晚上，外面下起了大雪。我和陈雨薇在教室里复习，突然听到外面有人喊：“雨薇！雨薇！”

是陈雨薇的二叔。他是专门从广东回来过年的，一进教室就嚷嚷着：“雨薇，广东那边工资涨了，现在一个月能挣四百块钱了！这读书有什么用？我们那厂子里，初中毕业就能当组长！”

陈雨薇低着头不说话。她二叔又转向我：“周老师，你也劝劝她吧。这年头，读书有什么用？还不如早点出去挣钱。”

我正要说话，陈雨薇突然站了起来：“二叔，我不去。我要考大学，我要改变自己的命运！”

那一刻，我看到了她眼中的坚定。那是一种不屈不挠的倔强，是一种追求理想的执着。

雪越下越大，我和陈雨薇被困在教室里。煤油灯的光照在她的脸上，映出一张坚毅的面容。

“老师，”她突然说，“我一定会考上大学的。”

我点点头：“我相信你。”

那个雪夜，我们谈了很多。她说起她的理想，说起她想要改变的命运，说起她对未来的期待。窗外的雪花纷纷扬扬，像是在见证着这一刻的誓言。

第二年开春，我接到调令，要去县城的重点中学任教。临走的前一天，我整理书籍的时候，发现了那本用了四年的《唐诗三百首》。

我把书留给了陈雨薇，在扉页上写道：“世间自有公道在，天道酬勤终不负。”

那天早上，我很早就走了，没有跟任何人告别。我怕自己会舍不得，怕自己会后悔。我只在办公室里留下了一封信，信中写满了我对陈雨薇的期望。

二十年后，当我在城市的一所大学门口驻足，看着莘莘学子进进出出，我不知道当年那个在田埂上哭泣的女孩，是否真的圆了大学梦？那本沾满泥土气息的《唐诗三百首》，是否还静静地躺在她的书架上？又或者，我们这一代人追求的知识改变命运的梦想，到底改变了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