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在货币经济扩张、黑死病沉重打击贵族乡村经济以及文字的普及这三驾马车的驱动下，进入十五世纪以后，王权越来越强大是欧洲的普遍趋势。正是这三股力量形成驱动闭环：黑死病瓦解封建经济基础→货币流通加速权力重构→文字的普及和印刷术的推广发展巩固新秩序，最终使15世纪成为欧洲王权崛起的转折点。
2、黑死病（1347-1351年）导致欧洲人口减少30%-50%，引发劳动力结构性短缺。幸存农民通过谈判获得更高工资和法律权利，传统以劳役和实物缴纳为基础的封建关系逐渐被货币支付取代。例如14世纪中叶后农民开始以现金代替服劳役，这直接削弱了领主对农民的控制。
3、贵族阶层在此过程中遭受双重打击：一方面，大量领主死亡导致土地管理真空；另一方面，劳动力短缺迫使贵族提高农民待遇，甚至被迫亲自参与劳动。例如瘟疫后工资上涨引发了贵族压制工资的尝试，最终导致1381年英国农民起义等社会动荡。这些变化使得依赖封建劳役的贵族经济模式难以为继，为中央集权扫清了障碍。
4、封建制是宗主给封臣一块地，封臣向宗主效忠，并为宗主提供军事服务。这个封建制要想维持下去，国王就一定要比所有的贵族都富有才行。黑死病使得封建贵族的财富萎缩的同时，自然使得国王的财富优势相对提高，更重要的是随着封建经济向货币经济转型，国王的财富优势绝对提高。
5、随着封建经济向货币经济转型，欧洲出现两个关键变化。其一财政体系转型。货币流通加速促使统治者建立更高效的税收系统。封建贵族因资金需求转向城市贷款人，而君主通过与市镇商人结盟获得财政支持，王权借助市镇商人的货币力量实现权力集中。
6、其二是经济结构变革。黑死病后的劳动力短缺刺激了资本密集型产业（如采矿、纺织）和银行业发展。幸存者财富积累催生了中产阶级，他们通过商业活动推动城镇经济繁荣。这种经济重心转移削弱了依赖土地的贵族，却增强了依赖商业税收的君主权力。
7、欧洲出现这两个关键变化的主要原因，就是欧洲的国王普遍授予市镇自治权。古代欧洲与古代中国最不一样的地方就在于，市镇拥有很大的自治权，这是封建制的产物，是国王与贵族政治权力斗争的产物。拥有强大自治权的市镇，正是封建制的产物。
8、这是因为：第一，封建制度的分权本质为市镇自治提供空间。欧洲封建制的核心是契约性分权，亦即国王将土地分封给领主，领主再逐级分封，形成金字塔式的权力结构。这种体系导致管辖权碎片化，一个市镇很可能同时受主教、伯爵和国王管辖，为市镇争取自治权提供了谈判空间。
9、国王或封建领主为获取稳定收入，往往向市镇出售特权。例如，12世纪佛兰德斯的根特市民通过向多位领主缴纳“集体赎金”，换取自治特许状，建立独立司法和税收体系。德意志的吕贝克（1143年）通过为萨克森公爵提供海军支持，获得免除关税的特权。
10、再比如，英王亨利二世为筹措十字军经费，向林肯城出售自治权（1185年），允许市民选举市长。 法国香槟伯爵为吸引商人，给予特鲁瓦市“任何外来商人居住一年零一天即自动成为自由民”的条款（12世纪），倒逼周边领主放宽管制。
11、封建契约隐含的互惠义务，诸如领主需提供保护，附庸则履行义务等条款，推动市镇自治权进一步扩大。比如，当领主无法履行（如无力抵御盗匪），市镇便以“违约”为由要求更大自治权。意大利比萨城1081年宪章明确写道：“因伯爵未能清除海盗，市民有权自行组建舰队”。
12、第二，市镇自治的运作机制是在封建框架下的创新。这首先表现为法律身份的突破。市镇通过特许状获法人团体地位，这在封建人身依附体系中撕开裂口。英国诺里奇市1130年宪章规定“农奴居留一年零一天即获自由”，直接瓦解庄园劳动力。布鲁日1166年设立市民法庭，规定“涉及市民案件须由市民陪审团审判”，架空领主法庭权威。
13、其次表现为经济权力的重构。市镇利用封建货币化需求建立新型经济网络。13世纪佛罗伦萨铸造弗罗林金币，流通范围远超领主货币，成为地中海贸易标准。巴黎羊毛行会通过向国王缴纳固定税款（1248年），垄断塞纳河航运定价权，架空领主征税权。
14、再次表现为军事自主的悖论。市镇武装本是封建义务的延伸，却演变为独立力量。科隆市民军1180年击败大主教军队后，迫使后者承认市镇自治。 维也纳市政章程（1221年）规定“城墙修建由市民会议决定”，将防御权从领主转移到市民手中。
15、第三，拥有强大自治权的市镇，正是封建制的产物，也是封建制度的掘墓人。市镇是货币经济的加速器，市镇作为商业中心，推动封建实物经济向货币经济转型。比如，热那亚的圣乔治银行（1407年）向法国国王提供贷款，使王权摆脱对封建军队的依赖。 佛兰德斯纺织业日薪制（13世纪）冲击庄园劳役制，迫使领主货币化地租。
16、市镇在王权与封建贵族领主的博弈中成为关键变量。法国卡佩王朝通过授予市镇特权（如洛里斯免税宪章1155年），换取市民支持对抗贵族。汉萨同盟商法被瑞典国王马格努斯四世直接引入王国法典（1350年），取代封建习惯法。
17、市镇自治实践孕育了反封建的思想资源。布鲁日市民宣称“特许状是国王与市民的契约”（1297年反抗腓力四世时），为近代社会契约论奠基。西班牙阿拉贡议会（1283年）首次允许市镇代表与贵族、教士平权表决，埋下三级会议制度种子。
18、在中世纪欧洲，市镇的自治权通常是由国王授予的，因此在国王与贵族的权力斗争中，市镇往往站在国王一边。但当某个区域内市镇的密度过高时，可能导致这些城市变得过于强大，从而对王权构成威胁。尼德兰和北部意大利就是这样的例子。
19、在北部意大利，强大的城市共和国如威尼斯、佛罗伦萨和热那亚的发展，使得区域内难以形成强大的王权。这不仅是因为外部因素，诸如德意志和教皇国的影响，更因为这些城市共和国本身的强大削弱了王权的基础。
20、最后，文字的普及使得巩固和强化王权的官僚系统不再仅仅依赖于封建贵族，有了更多更广泛的主要有市镇精英构成的中坚力量和后备队伍，这不仅打压了贵族，而且使得官僚系统进一步专业化，特别是信息传递和控制能力实现飞跃式发展。比如，法国三级会议档案显示，1355-1357年间王室敕令传递速度较13世纪提升3倍。
